§3.3  社会信息学

 3.3.1  俄美日中社会信息学及其比较

（1）社会信息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① 信息论时期：从“老三论”到“社会信息论”

回顾历史，国外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推广香农信息论的短暂的热潮中，就曾经有过“社会信息论”的说法。中国学者了解信息论要晚一些。1986年5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在西安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三论’”。所谓的“三论”，指的是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当时正好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作为“老三论”在兴起的时候。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是中国最有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之一，一大批优秀学者云集西安参加此次会议。当时可以从学者们对于系统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大量学术探讨中感受到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一定要依托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学、系统论和相关技术来展开研究的思路。

从那以后，国内有的学者提出不仅要用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看自然，也要用它们所提供的观念来看社会。也有学者甚至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信息论、社会系统论、社会控制论。但是，同美国发生的信息论潮流热闹一阵后迅速冷却一样，在中国的引进、翻译、介绍、讨论的活动持续了十几年之后，未能深入发展，也没有结出带标志性的果实。还有一些学者从哲学的角度学习过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等，但当时还只是了解其理论的甚至是哲理的一些方面。

实际上，“信息论”是一个涵义狭窄的专门用语，特指香农在1948年发表的长篇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所阐述的基本知识系统。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战争服务的通信技术迅速转向民用，而高炮、舰船中的控制技术转移速度较慢，而翻译敌军密码、计算炮弹轨迹的英美计算机仍然封闭在军事部门。香农用“比特”为单位来度量信息，给出了信息量的计算公式。按照物理-数学方法论的思路，既然信息可以量化和公式表达，关于信息的理论就建立起来了。人们称之为“信息论”。

实际上，香农所度量的是信息的载体（信号与符号），而不是载体的内容，即信息本身。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信息的过程除了通信，还有存储、计算、控制等等。香农理论是信息论，但信息论不只是香香农理论。这就像几何学是数学，但数学并不只是几何学。不了解这一点，把香农理论误认为信息理论的全部，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国际性的一个概念错误。有的学者试图推广香农理论，说建立了“广义信息论”，然后把它与“信息科学”划等号，就越错越远了，造成对于整个信息科学发展中的严重误导。因为，无论狭义信息论，还是广义信息论，它们的思维模式都遵循着香农提出的通信模型，即“信源─信道—信宿”模型。

可惜，有不少学者望文生义地看，认为“信息论”与“信息学”是差别不大的概念，甚至认为它们就是一回事。但是，现在经过中学和大学计算机课程的普及，我们容易看出，它们两者的内涵和外延是完全不同的。简要地说，信息论的核心是“通信”，而信息学的核心是“计算”；通信关注的信息载体的物理转移，计算关注的信息内容的相互作用。许多研究者把信息论的推广或广义信息论也叫做“信息科学”，实际上他们的信息概念、模型和方法没有超出香农理论的范围。

有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亲身经历了从信息论到社会信息论的拓展，体会到关于通信的数学理论在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局限性，对关于“信息”的概念与方法论已经失去了信心，这在他们的思想深处留下很深的烙印。有的社会科学家从另一个方面提出了与物理学家相同的命题：不需要“信息”概念。于是，在“社会信息学”和“社会信息科学”的观念蒙动之时，他们不屑一顾，认定它不会有什么前途，因为已经有了前车之鉴，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不可能有什么造就。所以，他们不仅认为新的观念不能带出一个学科，甚至连相关概念在提法上都有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在信息论与信息学之间划界，是人文社会科学家接受和参与社会信息学研究的前提条件。

信息科学（或信息学）研究者们认为，香农只是研究了消息载体的度量和传送，没有涉及信息的计算。信息学的模型是图灵与冯诺伊曼的计算模型，其中包含了通信与控制过程，使用逻辑与程序的方法。一般地说，通信和控制过程本身不能产生新的信息，只有计算（或信息处理）过程才能形成知识的创新。沿着香农的思路前进，可以建立广义的信息论，社会信息论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可以把广义信息论看成是信息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或不完备的形态。与信息科学基本原理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科学相比，社会信息论的观念和方法不可同日而语。

② 信息学时期：从一般信息理论到社会信息科学

社会信息科学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在我们现在拥有巨大信息量的中国学术期刊网上，如果严格地以“社会信息科学”来搜索文章的篇名和主题词，能够找到的不过一、二篇。如果严格的以“社会信息科学”作为关键词来搜索，实际上也非常有限，而在这有限的文章中人们实际上还是在非常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它的。因此，提出社会信息科学并成立相应的研究中心，表明我们希望进入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尽管这个领域从我们各自过去的学科来说，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说并不是那么陌生，但是从学术的角度，它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信息科学缺少专门的研究。部分学者近年来曾经关注过复杂性的问题，欧阳康在《哲学研究》发表一篇题为《复杂性与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研究论文。他注意到，在当代科学方法论由简单性走向复杂性的过程中，复杂性科学实际上引领着当代科学的发展，也引领着当代的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

2005年11月，中国首次信息科学交叉研究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闫学杉在会议上介绍了国外关于统一信息科学研究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李宗荣在会议报告中介绍了关于理论信息理论研究的成果，说明了“信息能”的概念，提出了出版《理论信息学导论》的编写提纲和写作方案，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李宗荣在华中科技大学水电与数字化工程学院张勇传院士的指导下取得系统科学博士学位之后，到哲学系师从欧阳康教授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这给文科学者以很大的影响。李宗荣自己长期进行信息科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文科专家们在与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科学者的学术交往中，进一步认识到对于当代科学和当代文化与当代哲学的研究还有一个可能的重要契合点，这就是社会信息科学。通过社会信息科学可以使这不同的学科内在地结合起来，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拓展自己的研究思路。

有一批较早接受信息论思想的人文学者与时倶进，不断地关注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参与研究复杂性科学和关于信息的统一理论，他们的观念由信息论升华到了信息学的层次。然后，他们从信息学共性知识的视角出发，重新观察社会现象，社会信息科学的理念呼之即出。欧阳康教授就是人文社会科学专家中较早摆脱信息论信息观的局限，接受和拓展信息科学信息观的典型代表。

2006年4月国际一般系统论学会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开会，当时国内一批研究信息科学基础理论的学者前往参加了会议。欧阳康等学校领导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欧阳康在会上谈了“关于社会信息复杂性的十个问题”。他说，我们自己多年来研究社会认识论，感觉到社会认识论中最困难的对象性前提就是社会对象的复杂性。对于社会的复杂性问题可以从各种角度去研究去分析它，而信息的复杂性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会议期间，他还主持召开了关于成立华中科技大学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中心的筹备会议。

（2）社会信息学的学科体系

关于社会信息科学的学科体系，欧阳康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2006年12月）上首次作出论述。他的发言刊登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上，题为《关于社会信息科学的界说与研究的思路》。欧阳康指出：“总体上看，要使社会信息科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至少需要四个层面的研究。”

① 社会信息科学的哲学层面

欧阳康指出：“社会信息科学的哲学层面，构建社会信息哲学。社会信息哲学是全部社会信息科学的理论前提。为了开展社会信息科学的研究，我们有必要积极研究社会信息哲学。社会信息哲学实际上是两种哲学的交叉，一方面它是信息哲学，另一方面它也是社会哲学、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因为我们所讲的社会信息就蕴藏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生活之中。从信息哲学向社会、历史和文化哲学方面的拓展，和从社会、历史和文化哲学向信息哲学拓展，就会形成一个交集，一种新的社会信息哲学。这种哲学研究有可能为我们开展社会信息科学研究奠定一个坚实的哲学指导原则和方法论基础，提供哲学意义上的前提。在哲学层面上，我们有一个比较大胆的假设，就是要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构成这种统一性的信息基础，并在对世界的信息多样性的全面探讨中把握世界尤其是人与社会的多样性。”

这里，作为前提条件，应当是“信息哲学”的建立。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1938年）规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标准版的框架，按照中国大陆几十年来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许多哲学工作者以及具有哲学头脑的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的研究者们，已经就社会哲学、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在我们看来，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中不乏可取之处，但是他们思路是“PI”（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路线，即把精神和信息看成是物质和存在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已经实现了社会哲学、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与“物质哲学”的交叉。他们沿着马克思批评过的、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主义）路线行走，无论走多远，都难于在社会信息科学哲学方面有多少建树。

在我们看来，真正的信息哲学所遵循的应当是“IP”（Information Philosophy）路线，也就是欧阳康所说的、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基础上、承认“信息统一性”的哲学路线。在这里，宇宙万物都是物质和信息的对立统一，就像手机、电脑和机器人那样，硬件和软件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这需要整个世界观、方法论的转变。有学者发表长篇大论，说“信息守恒定律”被他从数学上证明了。我们坦然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从数学上证明“信息不守恒”的命题，但是我们从生物基因、人类文化从无到有的事实，相信信息不守恒的假说。迄今为止，仍然有理论物理学家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宇宙的未来是“热寂”。但是，我们根据地球生命欣欣向荣的事实，根据进化论宇宙学家的研究成果，认为“热寂说”是错误的。我们没有必要去说服对立面。发展是硬道理。当前，急需主张“信息统一性”的哲学家建立和发展信息哲学。忽视这个任务，整个社会信息科学的研究工作可能会“欲速则不达”，因为在“联共（布）哲学”的基础上，采取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办法，根本就不可能建立我们所期望的关于社会信息的理论大厦。

② 社会信息科学的科学理论层面

欧阳康指出：“社会信息科学的科学理论层面，构建理论社会信息学。社会信息科学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例如它的原始发生、历史演进、基本概念、基础命题、根本问题、内在逻辑、宏观结构、体系框架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了社会信息科学的基本理论内容。”

正是因为在哲学出发点上的不一致，物质统一性绝对地排斥信息统一性。两股不同的思维轨迹是没有交点的。在接受信息统一性的学者中，大致上都相信，在应用信息学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理论信息学。俄罗斯科学院院士K.K.科林博士2001年预言中的理论信息学，和我们的认识以及相关论文和著作中的表述是相同的。我们觉得，谁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信息学概念和体系，并不太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承认建立一门叫做理论信息学、一般信息学或统一信息理论的必要性，不回避讨论它的若干基本问题。学科只有一个，相互竞争的理论可以有若干。我们相信，假以时日，人们关于理论信息学的原理和方法会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认识，它们会逐渐地深入到社会信息现象的研究之中。

理论信息学为了抽象出自然、社会和思维过程中的信息规律，必须把生命现象还原为无机对象来观察。于是有了计算机程序、DNA程序、人们的活动计划所共有的特性，从而形成所谓的“片面的深刻”。计算机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目的和意向性，没有符合它自身利益的价值判断，没有发自内心的喜怒哀乐，没有恩爱情仇的历史渊源。但是，一切事物所具有的物理学能量本身，就带有自己的倾向性。强力、弱力、电磁力和万有引力都有它的指向，这是从物理视角看到的事物的目的性。这种最初的物质需要，经过化学进化、生物进化、人类社会进化，形成了对于社会物质产品的需要和生产。

从信息的视角看事物，相互作用过程中涵义就是信息，它的未来状态，就是事物的目的。经过化学、生物、社会进化，自在的存在上升到自为的存在，出现自我表现意识，形成世界观、方法论。理论社会信息学则要在社会的层次上将一般信息学的概念和原理进行补充，然后才可能成为具体社会信息学学科的公共基础。这个层次上的任务也是艰巨的。

③ 社会信息科学的具体学科层面

欧阳康指出：“社会信息科学的具体学科层面，拓展具体的社会信息学科群。社会信息科学的研究需要深入到各门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并与它们发生内在的关联性。比如说，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传播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几乎我们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可以从信息科学的角度来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甚至很多的自然科学也可以在与社会文化的交往中找到新的突破口和生长点，比如像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都有可能在新视野下找到自己的特殊定位。”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信息科学的研究深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过程，就是相关学科的“学科信息化”的过程，就是信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贯彻和渗透的过程。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我们有的朋友深切地体会到，传统的辩证唯物论思维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研究的过程。于是，至少产生了三个疑惑，或者三个问题。其一，我们坚持社会信息学（或社会信息科学）的研究方向一定正确吗？其二，我们的研究不能为当前占主流地位的学科范式所接受，如果基金不受理、杂志不刊登，怎么办？其三，如果我们获得研究经费、相关成果已经登载，但是单位上的行政负责人审核和认定成果时，属于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不计分数，怎么办？

社会信息学研究者队伍的大多数都不是哲学家，但是从整体上看，社会信息科学的探索首先需要信息哲学作为前提和基础。于是，即使他们不致力于哲学问题，也必须注意和吸收信息哲学的新结论、新命题。同时，他们还要与理论社会信息学研究者保持接触和交流。这样，才能减少障碍，事半功倍，在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信息化中形成高屋见瓴、势如破竹的态势。

④ 社会信息技术与工程的层面

欧阳康指出：“社会信息科学的社会信息技术的层面，为社会信息科学提供技术支撑。社会信息科学一定要有与相关信息技术的交界面，而且要达到与它们的内在交融。比如说，与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相关的信息技术应当为社会信息科学走进人们的广泛社会生活提供技术的帮助与途径，并使社会信息科学的研究获得最广泛的实践基础。社会信息科学研究还要与我们的社会行为、社会管理等内在关联，通过社会政策、社会管理、社会传播等等更好地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以为社会信息科学的研究有着广阔的空间。”

M.邦格在《争议中的社会科学──一种哲学的视野》中把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分为两个部分：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社会科学的目标是认识社会，社会技术的目标是改变社会。科学家从事的是认识的问题，而技术专家面临的是实践问题。邦格认为，典型的社会科学是：社会学、实证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而典型的社会技术是：行为理论、法律、管理技术、规范经济学等。

邦格提出一个关于社会技术学科的定义。“社会技术这门学科研究的是维护、修正、改进、或置换现存的社会系统（如工厂、医院、学校）和过程（如制造、医疗和教育）的方法；它设计或重新设计社会系统和过程以便处理一些社会问题（如普遍失业、流行病和犯罪）。据此，社会医药、社会工作、管理科学、宏观经济学和法律学是社会技术学科；同样地，环境保护、福利、教育、工作、社会控制、城市规划、金融和社会政策研究的学科，从总体上说，也是社会技术学科。这些社会技术学科和电力工程学、生物技术学和信息工程学是等同的。”

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的本质是一个活着的信息系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信息技术系统，那么可以把几乎全部的社会技术学科看成是社会信息技术学科，它们主要是从信息（而不主要是物质）方面，通过社会政策、社会管理和社会传播，去维护和改进现行的社会系统。显然，这是信息科学的基本观念的渗透，是理论信息学向社会信息学的延展。另一方面，在实施这些社会信息技术的时候，可以应用计算机网络等信息工具。这两个方面，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信息化的两个方面：观念信息化和工具信息化。

有了社会信息技术，就有社会信息工程。国家信息化、社会信息化就是典型的社会信息化工程。因为信息技术和信息工程不是理论信息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这里就不予赘述了。

（3）俄罗斯的社会信息学途径

① 直接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社会信息学

1971年列宁格勒国家文化学院信息学教研室索科洛夫和曼科维奇在论文“未来的信息学”中提出社会信息学这一概念。他们提出信息学应该研究的不仅是科技信息，而且还有所有的其它各种社会信息，包括各种社会认知、心理认知和交流。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社会信息学。这意味着把研究领域扩大到全部社会信息。他们认为这一概念能避免专业片面性。但是，А.В.索科洛夫等提出的社会信息学I，并没有引起学界和政府的关注。

从总体上看，俄罗斯的社会信息学得以蓬勃发展，主要原因是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视。1988年7月1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通过了《关于制定社会信息化设想》的决议。决议责令苏联科学院等制定《关于社会信息化设想》，即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广泛传播信息技术。专门研究该领域问题的专家卡贝洛夫总结实现信息化的三种草案。但在1989年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所提出的三个草案都没有通过。在这种背景下，乌尔苏尔院士提出了社会信息学Ⅱ的概念。他发表论文《论社会信息学的形成》和《信息化的系统活动观》，指出三个方案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明确一致的方法论。他认为，应当形成新的信息学的社会作用理论，“这种被定名为社会信息学的新学科正在形成。”1990年，由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社会信息化：社会信息学引论》。

于是，А.Д.乌尔苏尔提出的社会信息学II，引起强烈反映。随后，К.К科林提出社会信息学III，则是一呼百应。他们很快地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建立了相关的专业，设置了社会信息学的院系，纳入大学与中等教育的轨道，设置研究生培养计划，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好评。

这样，在俄罗斯，建立和发展社会信息学，主要不是一种学者个人或研究组织的学术行为，而是一种行政行为，是执政党的政府实现与美国争雄的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所以，能够由国家科学院和著名院士牵头，组织浩浩荡荡的“官办”团队，设计与苏联“登月计划”相类似的社会信息学行为，来实现国家的目标和意志。所以，俄罗斯的社会信息学发展的途径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国家资源，它是“国家主导型”的途径。相比之下，日、美、中的社会信息学发展只是在单位和学术组织的水平上进行。

② 信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社会信息学研究的指导作用

2001年，科林在第6期俄罗斯《科技信息杂志》上发表题为《信息革命与基础信息学》的专论，提出了一个建立全球信息社会、信息科学知识体系、信息科学世界观、信息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纲领，论述了信息科学的哲学基础以及新的教育哲学。他说：“在众多科学知识领域进行研究的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出版的研究著作表明，在未来几十年内，可以期待具有普遍科学意义的新的重大成果出现，而这些成果很可能允许形成新的完整的世界科学图景、新的科学世界观以及科学研究的新方法。”

科林说，可以把基础信息学的对象领域分为6个基本的部分。第一，理论信息学(信息学的哲学原理和信息的一般理论)研究信息最一般属性和信息相互作用过程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规律的科学。第二，技术信息学，研究信息一般规律表现的特点和信息过程在人工建立的技术信息环境中表现的特点。第三，社会信息学，研究信息在社会中，即在完全不同的具有社会本质的信息环境中运动的形式和规律。第四，生物信息学，研究信息过程在生物圈(动物和植物) 中表现的一般规律和特点。第五，无生物界信息学，研究信息属性在无生物界的信息环境中的表现特点。第六，能量信息学(эниони ка)，研究所谓能量信息相互作用过程在生物界和无生物界客体之间表现的规律性。

上述的信息科学基本结构与中国学者的观点大体相同。在理论信息学作为整个信息科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上两国的学者完全一致。理论信息学的主体是关于信息的一般理论，其基础的部分是信息的哲学原理。理论信息学的目标是研究自然和社会中信息最一般属性和信息相互作用规律。这样，理论信息学自然是社会信息科学的理论基础。欧阳康教授说，提出社会信息科学的首要因素是理论信息学向具体信息学的延展。在社会信息科学的理论思维方面，中国学者走到俄罗斯学者的前面了。

（4）日本和美国的社会信息学途径

① 传播信息学基础上的社会信息学

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改名后的日文名称是“社会情报研究院”，英文名称是“Insttitute of Socio-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汉语是“社会信息与传播学研究所”。如该所所长滨田横一说，这次改名,在努力摆脱“新闻无学”的舆论压力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它也对日本其他与信息及传播有关的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一个作出直接反映的是群马大学。群马大学此后迅速设立了一个社会信息学院,下设三个系,它们是:社会与信息行为系,政策与行政信息系和经济与经营信息系。

日本人非常希望它们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和八十年代下半叶在美国出现的“信息传播学”相协调。另一个特点是日本人在“信息”之前加了“社会”一词来修饰普通的“信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因为直到九十年代,立足于对一切信息加以研究的普通信息科学,一直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而对各种分支“信息”加以研究,就有可能成为推动信息科学向前发展的一种有效办法。他们感到在理论信息学的发展上难有进展，遂退回到应用信息学的研究轨道，与企业合作研究，于是和美国的社会信息学研究就同出一辙了。

② 美国质疑技术决定论的社会信息学

在美国，社会信息学传统主要来自企业的、经济的刺激。Phil Agre, Jacques Berleur, Brenda Dervin, Andrew Dillon, Rob Kling, Mark Poster, Karen Ruhleder, Ben Shneider-man, Leigh Star, Barry Wellman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专家研究发现，信息技术的社会化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设计到社会因素的配合，所以提出研究计算机化的社会方面。他们的目的是，促使信息技术研制和利用与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因此这种社会相关性是社会信息学研究的核心,即促进技术工作向社会驱动型而不是技术驱动型的方向发展。

以往许多技术人员没有对这种相关性给予应有的重视,或是将其看成枝节问题。例如,专业人员在信息系统设计、设备选择和安装以及咨询系统的发展方面通常只注意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而不太注意它们与社会的联系,这方面的问题往往由社会科学家去研究。如今,社会信息学研究已形成了一些有利于改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概念,社会背景、工作过程和社会-技术系统是其中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从理论上，他们对“技术决定论”提出质疑。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在西方国家十分流行,并成为一些国家官方和企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将信息技术看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保证,对计算机和通信系统的投资急剧增加。例如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公司对计算机和电信系统的投资几乎相当于其投资总额的一半。许多人坚信这种技术投资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管理者和专业人士也经常从技术角度提出促进计算机化发展战略的建议,例如如何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如何建立更有效的信息系统,或者如何用计算机系统代替人的重复劳动等。

然而到8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国家的经济统计结果没有显示出生产力呈稳长的态势。一些管理者也发现,大量投资似乎没有使企业的生产力明显提高。这促使人们析其中的原因,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看法。一些人坚持认为信息和通信技术具有许多传统媒没有的优势,计算机化可以直接和明显地提高生产力,只是目前计算生产力发展的方法不适当,一些因利用信息技术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文书工作的减少——没有统计在内。一些人认为,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不可能通过少数人对多样化计算机系统的利用得以实现,对信息技术的投入与实际需要仍相距甚远,因而不能在国家经济统计中形成具有重要意结果,唯一的出路在于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另一些人则对计算机化与生产力发展之必然联系提出质疑,认为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计算机化战略,特别是仅仅依靠技术手段，不一定能产生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今天尽管不能说人们对技术决定论的信念已经彻底动摇,但是对这种思想的质疑是社会信息学研究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例如一些坚持“技术决定论”的权威人士认为,“网络可公众获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的信息”,而从事社会信息学研究的人士则认为,需要进一步分析“网络能够在什么时间、地点、条件下,出于什么目的和使哪些公众获得更好的信息”。这种将事物的发展置于其背景中进行研究本身说明,社会信息学研究提出了一个发展对信息技术与社会生活相关性认识的重要方面。

③ 美国社会信息学中的组织信息学

近年来尽管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对信息技术的投入使一些国家和组织的生产力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也有研究表明,这种发展在公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随着计算机通信网络成为政府、企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这些系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问引题已经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如今,即使是一些计算机科学家和系统设计人员也意识到,仅仅从技术角度进行系统设计，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例如一些系统在实验中看似很好,然而一在现实环境中,往往由于设计没有适当考虑相关的社会因素,如人们的工作方式、组织形式和不同需求,因而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社会信息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在70-80年代,社会信息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方面,因为当时的计算机技术应用主要在各种类型的组织中进行,与组织的计算机化有关的各种问题,例如计算机系统对组织结构、组织行为、工作质量,以及组织的集中化或分散化趋势等都受到重视。许多研究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这促使一个新的科研究领域——组织信息学的兴起。组织信息学主要研究计算机化信息和通信系统在组织中的发展,包括它们的概念和设计、在组织内的有效实施、系统的维护和使用、组织的评价及其对组织中的人的影响等。近年来随着计算机通信系统进一步向家庭和社会的渗透,尤其是公众可以普遍接入因特网,于是与人们在家工作、交流、娱乐、获取信息和其他一些个人利用信息技术有关的问题日趋增多,这使社会信息学迅速成为一个涉及面十分广的研究领域。如今在美国，组织学已成为社会信息学的一个分支领域。

（5） 中国的社会信息科学途径

与俄罗斯和日本美国相比，中国社会信息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同的途径。这种推动主要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而不像美国那样，有众多企业的参与，有经济学领域专家的努力；也不象俄罗斯那样，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由政府指令引导。中国社会信息学途径的的主要特征是三股学术思想潮流的汇聚而产生的一种涌现现象。“社会认识论”，“理论信息学”，“社会信息论”等三个方面的研究潮流，在华中科技大学形成了合力，推动着中国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信息科学学术界的三种潮流分别与国际学术界的图书馆信息科学、计算机信息科学与通信信息科学三种不同的信息学研究传统遥相呼应。

① 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潮流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认识论研究几乎与美国斯蒂夫•富勒等等同时展开，随后形成了较大的研究潮流，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是其中的主要代表。1988年1月,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通过题为《社会认识论导论》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标志着社会认识论研究的开始。随后，社会认识论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或研究领域而不断得以拓展,成为博士和硕士生的培养方向。

20多年来，欧阳康出版的相关著作有《社会认识论导论》、《哲学研究方法论》、《社会认识论》等；主编的相关著作有《社会认识方法论》、《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等。他的20多位博士和30位硕士参加到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队伍,形成了一个非常和谐协调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共同体。研究生们不仅积极参加到社会认识论的课题研究中,也以社会认识论作为学位论文的主攻方向,提出和研究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推动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他们分别写出了《社会本体论》, 《社会理想论》,《社会心态论》,《社会理解论》,《社会评价论》, 《社会风险论》等一批论文和专著，形成了几百万字的研究成果。

2004年8月，欧阳康组织关于国家985项目二期工程申报，即申报建立华中科技大学“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吸收李宗荣作为理工科专家的唯一代表参与起草申请报告。随后，欧阳康担任了李宗荣的理学博士论文的评审专家，对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04年10月，欧阳康担任李宗荣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他在答辩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世界的信息统一性”问题，对理论信息学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2005年11月，欧阳康派《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副主编蔡虹主任参加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信息科学交叉研究研讨会，为中国社会信息研究中文理结合打开了通道。

2006年4月，欧阳康教授以学校党委副书记的领导身份应邀出席一个系统科学全国研讨会，在会议开幕式上做了关于信息系统复杂性的讲话。随后，他在同济医学院主持召开了关于成立华中科技大学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中心的筹备会议，与会者有欧阳康，李宗荣，闫学杉，邬焜，蔡虹，金新政等六人。会后，李宗荣与蔡虹提出成立该研究中心的申请报告；5月，报告获得学校批准，欧阳康出任研究中心主任，孙秋云、李宗荣、闫学杉任副主任。这样，由于这位学者兼官员型的专家的努力，中国学者关于社会信息学研究的学术潮流实现汇聚，与华中科技大学的文科发展捆绑到一起，兼具了一种单位的行政行为的性质。

2006年12月，欧阳康组织了该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发表长篇重要讲话，论述社会信息科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思路。他指出“社会认识就是对社会信息的采集、识别、处理和传播的过程，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揭示社会信息的复杂性并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置社会信息。社会认识论与社会信息学研究的具体对象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目标是一致的，二者研究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它们的研究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2007年6月，他主持召开了中国首届社会信息科学研讨会。

2007年7月，欧阳康教授主持审查了26个关于社会信息科学的科研课题，他作为“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国家创新基地主任，批准了其中的14个课题立项。2008年3月，他批准组织跨学科、跨单位的研究团队，对国外社会信息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展开调查研究；7月，在全国社会信息科学培训班上老师们汇报了俄罗斯、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情况；10月，他派员赴俄罗斯参加关于“人文信息学”的全俄学术大会，通报中国学者的研究进展，邀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K.K.科林教授等权威学者来华参加“首届国际社会信息与系统科学研讨会”，推动中国社会信息科学研究走向世界。

② 理论信息学的研究潮流

有的专家在2007年评述“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流派时说：“不论使用‘计算机科学’或‘信息科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到今天为止，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计算机科学界对‘信息’发生过实质性的理论兴趣。”此说在学界有一定影响，但是完全与事实不符。它无视或忽略了计算机科学家们在建立统一信息理论中所起到的特别重要的作用。正如没有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核心作用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信息科学与技术，不承认“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流派的成就自然就对已经产生、不断成长的统一信息理论视而不见，悲叹连连，很难写出信息科学发展的正史。计算机已经被证明有效地模拟了人脑的功能与机制，为人们理解自然和社会的信息过程提供了最佳模型，精通计算机理论与实践的专家作出独到的贡献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使然。

建立和发展信息科学基础理论是所有信息学专家的共同需要。在探索统一信息理论或一般信息学的努力中，实际上几乎包含了所有学科的专家。《探索统一信息理论》的主编、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W Hofkirchner教授所列的学科顺序是：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生物学、数学逻辑学、系统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哲学，等等。美国韦恩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康德拉（M Conrad）和密西根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卡姆扑夫勒（R R Kampfner）等人1994年开始倡导寻求整个信息科学的理论基础。在发起和组织关于信息科学基础研究的第一、二次国际会议的少数几个最重要的人物中，都有美国韦恩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康德拉教授。以第二次国际会议的代表为例，除了康德拉教授之外，还有德国Hamburg and Cesellschaft大学信息系Fuchs-Kittowski教授，英国Kingston大学计算机系P A M Gelepitis教授，美国Misgen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Kampfner教授，德国不莱梅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K Haefner教授等。

在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李宗荣教授的研究经历也能说明问题。他所提出和开创的关于理论信息学体系的研究是对国际“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成果的直接继承和发展。1987年以前，他曾在武汉大学计算机软件工程研究所任副所长，从事软件工程的教学与科研。那以后，逐渐地走上了计算机信息学与医学、生物学、社会科学、哲学相结合的道路。他在武汉大学参加国家攻关项目WPADT系统的开发，在湖北医科大学开发出肺鳞癌细胞学诊断专家系统，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研制成功医疗质量管理系统QFES。1995年回国后，先后在湖北医学院、湖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组织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开展关于信息科学的跨学科讨论，编印出30余期研究通讯。这些实际经验和研究经历，为理论信息学的综合积累了素材，也为关于信息的哲学思考打下了基础。

在新世纪之交，中国信息科学理论研究者中间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物质世界观转变的艰巨，还原论习惯的根深蒂固，自然、生物、人类、机器中信息现象的高度复杂，物理学范式渗透的学术刊物、学科建制、基金分配中的强烈排他，等等，让学者们真正体会到建立统一信息理论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悲观论调必然对信息科学基础研究造成负面影响。在华中科技大学张勇传院士的指导和帮助下，李宗荣逆潮流而动，于2004年10月完成题为《理论信息学：概念、原理与方法》的博士学位论文，全文发表。200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信息科学交叉研究研讨会”上，会议只是热烈地讨论领域信息学（或部门信息学），对一般信息学则认为不合时宜，至少是没有到时候。但是，李宗荣不仅立即主持出版《理论信息学导论》，而且继续研究，发表题为《论信息科学的世界观》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关于中国学者的理论信息学和信息世界观研究成果，加拿大专家M.A.邦格和俄罗斯专家K.K.科林十分看重。

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上，欧阳康教授做了题为《社会信息科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思路》的长篇发言（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他提到：“李宗荣老师在取得了管理科学与系统工程的博士学位后，又到哲学系来攻读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个博士学位，这给我以很大的影响。他自己长期进行信息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在与他的学术交往中，我进一步认识到对于当代科学和当代文化与当代哲学的研究都还有一个重要的锲合点，这就是社会信息科学。”关于社会信息科学问题的提出，他说：既包含“理论信息学向着具体信息学的延展”，也包含“深化社会认识论的研究”。中国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传统之所以形成于华中科技大学，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

北京大学闫学杉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关注信息科学知识体系，提出它的六个分支：电讯信息学、计算机信息学、光信息学、生物信息学(细胞信息学)、动物信息学和人类信息学。1997年，发表了《论普通信息科学》，提出作为统一的规律性理论，必须同时适合于任何一种部门信息科学。1999年发表《关于21世纪信息科学发展的见解》，提出三个部门信息学：机械信息学、细胞信息学、人类信息学。2000年，他发起并参与组织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关于信息科学的交叉研究。2005年11月，他参与组织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全国研讨会议，在会议报告中将他过去的称谓“人类信息学”改称为“社会信息学”。2006年2月，他在发表《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信息考察》。2007年7月，他在题为《信息科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中，明确地提出了信息科学的“1+3”体系结构，即：“信息科学的体系 =（一般信息科学/统一信息理论/理论信息学）+（工程信息科学 + 自然信息科学 + 社会信息科学）”。

③ 广义信息论的研究潮流

《信息科学原理》的作者钟义信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邮电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联合国信息技术咨商委员会主席，中国邮电高校学报编委会主任，IEEE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1979年至1981年，他作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访问学者。他长期从事通信理论、信息论、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知识理论、信息经济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在上述领域先后提出和建立“全信息理论”、“全信息自然语言理解理论”、“理解理论”、“信息-知识-智能转换理论”、“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人工智能统一理论”以及“机器知行学”理论，出版学术专著16部，发表论文450多篇。钟教授是我国信息科学学术界的一位重量级的专家学者，为中国广义信息论、信息科学、信息科学的社会应用的研究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对他的理论体系时有批评的声音，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带领着他的研究团队，沿着发展香农信息理论、建构人工智能理论和信息科学知识体系的思路继续前进。

自1980年以来，西安交通大学邬焜教授坚持信息哲学的探讨，社会信息论是他长期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领域。他已出版学术及科研成果主要有专著《哲学信息论导论》、《信息哲学》、《自然的逻辑》、《信息世界的进化》、《哲学的比附与哲学的批判》、《信息认识论》、《信息哲学问题论辩》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哲学研究》、《光明日报》、《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哲学动态》等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250余篇。他将信息概念作为哲学的最基本范畴之一引入哲学，提出了一个信息哲学的知识体系，在信息本体论、信息认识论、社会信息论、信息生产论、信息进化论、信息价值论，以及信息思维方式等领域都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对社会信息科学哲学、理论社会信息学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3.3.2  语言信息学

（1）自然语言理解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计算机向语言学领域的渗透，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成为人工智能早期的研究领域之一。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人际交流的重要工具。在人类历史上，以语言文字形式记载和流传的知识占到知识总量的80%以上。在信息化社会中，语言信息处理技术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自然语言的理解成为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的一个高层次的重要方向，成为人工智能界关注的核心课题之一^[9]。

那么什么叫做“理解”呢？正如什么叫做“智能”一样，对于“理解”这个术语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认识。然而，在人工智能界，或者语言信息处理领域中，人们普遍地认为，可以采用图灵试验来判断计算机是否“理解”了某种自然语言。具体的判断准则至少有如下四条：

① 问答：机器能正确地回答输入文本中的有关问题；

② 文摘生成：机器有能力产生输入文本的摘要；

③ 释义：机器用不同的语言和句型复述其输入文本；

④ 翻译：机器具有把一种语言（源语）翻译成为另一种语言（目标语）的能力。

如果计算机能够在比较好地达到上述的任何一种要求，它们就会立即在如下的领域中获得广泛的应用：

① 机器翻译或机助翻译；

② 文本理解：在理解输入文本的基础上，将其内容直接转换成机器内部的某种数据库存储形式，生成文摘，或回答有关问题；

③ 文本生成：根据用户的要求，以某种自然语言的形式输出存储在计算机中的各种信息；

④ 自然语言接口：用户直接用自然语言同大型数据库、专家咨询系统或其他计算机系统进行人-机对话。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产生过一批比较成功的自然语言理解系统，用来处理受限的自然语言子集。这种子语言或是在句子结构的复杂性方面受到限制（句法受限），或是在所表达的事物的数量方面受到限制（语义受限，或领域受限）。其中的一些系统，如人-机接口和机器翻译系统，已经成为市场上的商品。我们在需要把中文论文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可以找到几个计算机软件来帮助做些工作，然后再由英语专家给以修正。当然，要让机器像人类那样自如地运用自然语言，仍然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从总体上看，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以关键词匹配为主流的早期，70年代以句法-语义分析为主流的中期，和80年代开始走向适用化和工程化的近期。

20世纪60年代开发的自然语言理解系统，大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语法分析，而主要依靠关键词匹配技术来识别输入句子的意义。这种近似匹配技术的优点是允许输入句子“文理不通”，但是，其分析技术的不精确性往往会导致错误的分析。

进入到70年代以后，一批采用句法-语义分析技术的自然语言理解系统脱颖而出，在语言分析的深度和难度方面都比早期系统有了长足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然语言理解系统开始走向实用化和工程化。但是，由于机器“理解”的主要技术一直是句法-语义分析，它的许多思想来自人工智能，这就决定了它的主要方法是基于规则的。但是，实践已经证明，在当今计算技术的限度内，要想把理解自然语言所需要的知识（包括语言学知识和语言学以外的知识）都用规则形式表达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既是由于这种知识的“数量”浩瀚无际，又是由于它们在“质量”方面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种情况也说明了为什么多年来，这类基于规则的自然语言系统只能在极其受限的某些子语言中获得有限的成功。

处理大规模真实文本的目标同只处理受限语言的目标大相径庭。目标的不同必然导致观念的变化。为实现大规模真实文本的处理，自然语言处理的理论、方法和工具都需要有一个新的发展。显然，这同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信息科学的发展推动着语言学现代化。

（2）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

一般地说，语言学有三个主要的分支：语义学、句法学和音位学。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中，句法学和音位学的研究一直处于主流和中心的地位。关于语言的意义的研究，从1897年法国学者M．Brial的《语义学探索》一书问世，对语义学的研究才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但是，在前半个多世纪中，语言学在语义方面的研究却远远落后于句法和语音方面的研究。到了20世纪60年代，许多语言学家认识到，只研究语言的形式而忽视其意义大大影响了语言学的发展。而且，语言生成模式论、应用语言学（机器翻译、信息自动查询、通信技术自动化等）、符号学、信息学等对语义的研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因此，语义学便成了语言研究的焦点，甚至有人把语义学的研究称为“时代的标志”。美国著名语言学家G．Leech把语义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研究侧面，与句法学和音位学平行起来，从而确定了语义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按照语言学三分支的说法，语用学是语义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语言学的研究呈现纷繁复杂的现象。语用学专家何自然从宏观方面进行分类。他认为，有语言学各学科的分相研究（如音系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语篇分析等），也有语言的综合研究（如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跨面研究（如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按照这种划分的说法，语用学作为语言学学科分相之一，近十多年来受到语言学家的格外注意，成为语言学研究中一个最富生气的领域。它不再是一只“使用方便的废物箱”，供语言学家们用来装那些不合传统理论、令人厌烦的论题。

在当代语言学家中，有许多人的注意力已经开始从形式语言学转移到功能语言学方面，从结构语言学转移到生成语言学，从语言学的纯理论研究转向语言学的应用研究上来。这种转移促进语用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并使之成为语言学研究中的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按照何自然（1999）的说法，“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相，是对语言做动态描述的一门学问。它研究语言在使用中或在语境中的意义，研究说话人如何说话以及听话人如何理解话语；语用学与心理、认知有着紧密关联，同时又与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代语用学认为，“语用学实际上是研究意义的学问。过去，在语言学分相中研究意义理论的只有一门语义学，它对语言的意义做静态的描写；现在，语用学已经成为研究语言意义理论的另一门学问，同语义学相反，它对语言的意义做动态的描写。”换言之，语言意义的理论实际上包括了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前者研究语言的静态义，后者研究语言的动态义；具体说来，前者研究语言的真值条件，研究语言的规约意义，后者则研究语言使用中说话人结合语境和意图所表达的意义。G．Leech在1983年说，语义学揭示的是一种二元关系，而语用学揭示的是一种三元关系。例如，

A：You are a fool!

B听到这句话之后可能会问：

B：What does a fool mean?

但C听到之后却问A：

C：What do you mean by a fool?

显然，B仅仅问A关于fool这个单词的意义，即说话人使用的词语本身的意义；而C问的却是A说这句话的意图，亦即问他意图通过说人家是fool来表达一个什么样的真正意义。B和C都对A的讲话提出质疑，不过他们提问的角度是不同的：B提出的是语义学方面的问题，而C提出的是语用学方面的问题^[10]。

结构语言学的创立者F．索绪尔把语言学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成为一门专门的、独立的学科。结构语言学的其他阐述者包括布龙菲尔德、哈利斯等。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后盾的行为主义语言理论的先驱奥格登和理查兹的语义符号说。他们继承索绪尔的传统，把语言看作一种起交际功能的符号。1923年，他们在《意义的意义》中把语言的符号关系用三角形清楚地显示出来，称之为“语义三角”，如图3-29所示。图中，A为词（word），B为概念（concept），C为所指对象（referent）。词代表概念，概念代表所指对象。词和所指对象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间接关系，所以图中A与C之间用虚线连接。在奥格登和理查兹看来，指称关系即词语和它所指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是B和C之间的关系，而不是A和C之间的关系。这一看法与用词A直接指事物C的指称论观点有所不同。

在他们前后，研究语言符号关系的著作中都反映出类似的看法。不过有些著作中提得不那么明确，个人用的术语也不一致。例如，早先索绪尔认为不仅B属于心理范畴，A也属于心理范畴，即所谓“声音形象”。而后来的人们往往把A看作具体的词，即物质的声音。有人认为语义学应该研究A与B之间的关系，与C无关。也有人觉得B是个把握不住的东西，行为主义的理论最好不要用它。如果用后来比较成熟的行为主义观点来解释奥格登、理查兹的语义三角，可以认为：外部世界C唤起说话者头脑中的思想B，在由B联系到词语A。而听话者通过声波传播接受到A后，触动头脑中的B，再联系到外界的C。这是一个言语行为的交际过程^[11]。

行为主义的观点也体现在莫里斯及其他人的符号著作中。莫里斯在《符号理论的基础》（1939）中，把符号学（Semiotics）分为三个分支——句法学（Syntax），语义学（SEmantics），语用学（Pragmatics）。他早先下的定义如下：句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客体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解释符号的人之间的关系。后来他在《符号、语言与行为》（1946）中用行为主义理论重新定义：语用学研究符号在其出现的行为中的来源、使用和作用；语义学研究符号在各种指代关系中的意义；句法学只研究符号之间的关系，不考虑符号的意义及其与行为的关系。行为主义的语言学家把词语说成是符号，以便把语义说成是行为。

卡尔纳普也把符号学分为三支。他在《语义学导论》（1942）中说：具体指说话者的研究属语用学；不考虑使用者，一般地分析词语与所指关系的属语义学；不考虑所指，纯粹研究词语之间关系的属句法学。他认为语用学与语义学都研究语言的意义，但是它们是不同的学科，前者是经验科学研究而后者是形式系统研究。因此，他指出对历史形成的自然语言所作的描写语义学研究属于语用学。

（3）学习语用学，防止语用失误

语用学的基本知识对我们学习任何一门语言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学语言必须懂得语用。语用学理论是用以指导语言实践的。在学习英语时，我们应当认识到，不能只求增加词汇量，只求造出合乎语法的句子，还要有使用英语的熟巧。真正的英语熟巧不仅是写得出或者说得出正确的英语，而且还要写得合适，说得得体。这一来，学语用就是必要的了。语用学会给我们的英语学习有很大的启示^[12]。

第一，语用能力的培养。

学习一门语言就是培养该门语言的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的过程。无论是课堂听课，还是业余自学，学习者都容易有一种错觉，以为学语言就是不断积累词汇和语法知识的过程。于是，有许多语言学习者，特别是外语学习者，不辞辛劳地去背词典、啃语法书。各种考试，包括TOEFL、GRE、MET等，也不过是带着不同的目的对这些知识进行检验，以考察学习者的英语水平。然而，语用学却告诉我们，语言知识的积累固然不可缺少，但它绝不是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获取语言知识不能过分依赖书本而脱离语言运用的环境。学习一门语言的合理、可行的做法是在使用中学，在运用中领会、巩固，边学边用。学习一门语言并不只是为了了解该门语言，而是为了很好地使用该门语言。

在我国，由于条件的限制，英语学习者很少有机会直接从英语环境中习得这门语言。学生的注意力只能局限于为数不多的课本上。注重传授语言知识的教学方法部分促成了以获取词汇、语法知识为目的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的必然结果是，学生学得非常辛苦，不时要抱着单词表甚至词典死记硬背。尤其严重的是，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词汇，谈起语法也能头头是道，考试时也能“得心应手”，发挥“出色”，但一旦需要用英语进行交际（如对话）时，问题就来了：或者用词不准确（原因是他们惯常通过汉语意义来记忆英语单词，但两者却经常不完全对应），或者使用语言不得体（如称呼语的误用，词语使用场合不当等）。学生在大学里学英语要通过英语水平的分级考试；他们一旦毕业参加工作时，用人单位也以他们的英语能力级别证书作为录用的依据。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开始注重毕业生运用英语的实际能力，而非只看一纸证书。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造成运用英语能力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习者脱离语境学英语。事实上，英语作为一门语言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词出现于句，句出现于语篇，而语篇出现于特定的交际场合。语境制约着语言单位的选择、意义的表达与理解。词典中对单词、短语的解释是从语境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它们已失去词语本身的具体性。词语意义必须在上下文中才能精确化、具体化。同样，一个句子可能表达很多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理解该句的准确意义必须结合语境。由于语境总是与一定的交际场合发生联系，交际场合的正式程度、社会、文化特征对语言的表达也就产生系统的、规律性的制约。英语学习者将学到的词汇、语法知识放到具体的交际场合去接受检验和辨别是十分必要的。这就要求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有意识地去运用学来的英语语言知识，并在使用过程中磨练自己，提高自己运用英语的能力。

我们在前面说过，语言学习是培养语用能力的过程。什么是语用能力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Bachman（1990）认为，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包括语言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和语用能力。前者由语法能力（grmmatical competence）和语篇能力（textual competence）组成。Widdowson（1989）认为“能力”有两个部分：知识和技能。前者相当于语法能力，后者相当于语用能力。Leech（1983）提出区分语用语言学和社交语用学，语用能力也就相应地分为语用语言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语用语言能力以语法能力为基础，涉及语言的使用规则，不仅包括正确使用语法规则遣词造句的能力，而且还包括在一定的语境中正确使用语言形式以实施某一交际功能的能力。社交语用能力是指遵循语言使用的社会规则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是更高层次上的语用能力。Hymes（1972）认为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由四部分组成。它们是：形式上的可能性；实施手段上的可行性；语境中的适宜性和现实中的实施情况。其中，形式上的可能性相当于Chomsky（1977：40）说的“语法能力”，其余三部分相当于他说的“语用能力”。前者体现为语言形式的准确性（accu racy），后者则体现为具体情景中语言运用的合适性（appropriateness）。

不管怎样区分，语用能力可以解释为运用语言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它可以简化为表达和理解两个方面。为使语言表达得体、合适，语言的使用者就必须学会针对特定的语境，考虑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灵活、合理地使用语言；而为了增强对语言的理解力，语言的接受者就必须了解言语交际的一般模式和原则，以及话语意义的多层次性。

第二，防止语用失误。

我国的外语教学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直受结构主义的影响，过分强调语言形式的习得，忽视语言形式的交际功能。这严重影响了学生实际能力的提高。语用学理论却给我们很大的启迪。我们的语言表达既需要准确，更需要得体。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是指在语用中用词正确，语句合乎语法规定。而语言表达的得体，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它既指说话人说的话合乎语法规则，具有语法上的可接受性，又指说话人说的话在特定的语境下得体、合适。语法的正确固然重要，但表达得体才是关键。比如，我们作为非英语本族人，讲：

I can’t do it very good.

它固然不合英语语法，却可以达到交际的目的，对方把我们作为外国人看待的。我们注意到，不少同学把语法正确作为唯一标准，因为害怕语法错而节节巴巴，或者就讲不出来，那更是糟糕。又比如，有中国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宣读论文之前，说他只是“抛砖引玉”，“提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在宣读论文之后，又说自己“讲得不好”，“浪费了大家的宝贵时间”，等等。这种“谦虚”，无论语法多么正确，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在语言表达中，防止“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s）十分重要。语用失误不是指一般遣词造句中出现的语言运用错误，而是说话不合时宜的错误或者说话方式不妥、表达不合习惯等导致交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失误。语言学家Thomas（1983）说过，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没能根据标准的语法编码模式去遣词造句，他顶多被认为是“说的不好”（speaking badly）；但是，语法正确，而没有按照语用原则来处理话语，他就会被认为是“表现不好”（behaving badly），被认为是“不真诚、存心欺骗或居心不良的人”。可见，语用失误在学习语言表达时有很大的危害，我们应努力加以纠正。

Thomas将语用失误分为两类：语用语言方面的失误和社交语言方面的失误。语用语言方面的失误包括以下几种情况：① 违反操英语本族人的语言习惯，误用了英语的其他表达方式；② 不懂得英语的表达方式，套用自己母语的表达结构；③ 将汉、英词语等同，造成失误；④ 只了解字面意义，弄不清说话人的真实用意；⑤ 滥用完整句，忽视完整句在特定场合下可能带来的特殊含义；⑥ 混淆同义结构的不同使用场合。社交语用方面的失误指交际中因不了解或忽视谈话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而出现的语言表达失误。它与谈话双方的身份、会话的语域、话题的熟悉程度等因素有关。社交语用失误主要发生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比如，举止方式差异、称呼差异等，特别是价值观念差异容易导致社交语用失误。英、汉文化对事物的价值观念不同，有时会导致在交际中不知什么该说、该问，什么不该说、不该问。价值观念差异，还包括因文化差异对事物持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如不同民族的非自由话题（禁忌语等）差异。此外，不注意谈话对象的身份或社交地位也容易导致社交语用失误。比如，当向出租车招手叫停之后，说一声“Airport， please.”就可以了，而不要说：

“Excuse me，Sir. Would you mind taking me to the airport?”

（4）“语义三角”概念的借用和误用

现在，莫里斯、卡尔纳普等人首创的句法、语义、语用三分法以及“语义三角”模型已被普遍使用。但是，当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受到重视，人们感到三者界说不清，即使使用这三个术语的人，也往往不是按符号学的定义来划分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因为人们创造“词语”的目的是为了用来指物、指人、指事，甚至指一种理念、思想、学说；在使用词语的时候，既可以用它的自然意义或本来的指称意义，也可以用它的非自然意义或认识论意义。换言之，词语即可以有标准的赋义，也可以有特定的赋义。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与整个信息科学基础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一致的。仅仅局限在语言学的领域中并不容易得其要领，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

当今，在“广义信息论”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借用“句法、语义、语用”的三个部分，提出信息定义的三个层次“语法、语义、语用”的概念，认为它们对应着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层次，于是产生语法信息、语义信息、语用信息的分类和“全信息”的概念，好像不如此就是不完整的、片面的信息，更进一步用定量的语言、数学公式把全信息给表示出来。这样一来，全信息理论就“科学化”了，而且“哲学化”了。

因为，语法由词法和句法构成^[13]，在不严格的意义上，把“句法”用语法代替，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把“三个部分”说成是“三个层次”，就错了。固然，有时候部分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层次关系，但部分关系也可以是平等的关系。比如，计算机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形成了许多的领域信息学，他们之间就只是构成应用信息学的部分，其间没有上下的层次关系。从表面上看，或者从字面上看，似乎句法、语义、语用是三个层次，在实际上它们只构成两个层次。句法是在语言的载体的级别上，而语义和语用则是在语言的意义（含义，或涵义、含意）的级别上^[14]。

把语义学说成是关于语言价值的学说，完全是一种误解。把句法、语义、语用移植过来表示信息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次，是一种误用。其后果是，把信息科学与价值论、信息哲学混为一谈，把关于信息本质的探讨引入歧途。运用“奥卡姆剃刀”法则，把信息的效用和价值问题切下来，剩下信息的载体和信息的意义（含义），问题就简化的多了。其实，在语言学中，本来语义学和语用学就都是讨论语言意义的学问，没有扯到价值论上去，现在纠正对“语用学”的误解，乃是还它的本来面目。

3.3.3  传播信息学

（1）信息与传播概述

① 社会信息传播及发展过程

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传播活动发生了巨大革命，其标志是互联网和新型电子媒介的兴起，其意义不亚于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带动这场信息传播革命的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其实，回顾人类社会的传播史，不难发现，信息技术对社会信息的传播起着历史性的推动作用。信息技术的每次重大创新，都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大革命，而每一次的传播革命又给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推动着人类的文明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信息技术总是从多个方面强而有力地改变着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面貌。就传播而言，信息技术对传播的影响，其集中反映的标志就是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

按照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不同，人类传播活动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等四个发展阶段，而今已进入网络传播阶段。在这个依次叠加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前一个阶段向后一阶段的跃升无不以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为前提。而这每一次飞跃，也是文化传播媒介或媒体的大发展，一是大约两千多年前口语传播向文字传播的飞跃，二是16世纪从书写文字向机械印刷的飞跃，三是19世纪开始的印刷向电报、电话等电子传播的飞跃，而最新的一次飞跃应该是网络传播的产生和发展。

口语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从人类原始社会开始到文字出现。语言是在劳动和社会协作中产生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音韵史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口语最早是用不同的声音为周围事物命名的，这也方便了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交流、传递。口语是一种将声音与周围事物或环境联系起来的符号，是人们之间交流、接收、反馈信息的介质。但是，在没有记录技术的情况下，口语传播有着与声音俱来的缺点，空间上，只能在近距离使用，时间上，口语转瞬即逝，不宜保存。

第二个阶段是文字传播时代。文字产生以前，许多民族都是结绳记事。正如《易经·系词下》所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据专家考据，公元前4000年左右，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在埃及诞生，公元前3500年，中国的商朝出现了甲骨文。起初传播文字的媒介是岩石、壁画、羊皮纸和丝绸等，尽管无法普及，但和语言相比，这些媒介上的文字可以穿越时空局限。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为人类社会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传播的新纪元。以文字符号为核心的信息系统的形成和扩展，大大地促进了人类生活的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使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和控制成为可能。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指出的，“文字发明是文明发展中的根本性的重大事件。它使人们能够把行政文献保存下来，把消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也就使中央政府能够把大量的人口组织起来，它还提供了记载知识并使之世代相传的手段。” 自从有了文字，信息和文化的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便捷。首先，文字克服了音声语言的转瞬即逝性，便于把信息长久保存下来，使人类的知识、经验得以积累、储存；第二，文字能够突破了音声语言的距离限制,把信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扩展了交流和社会活动的空间；第三，文字使文化的传承有了确切可靠的资料和文献依据。

印刷时代的到来是以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为基础的。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已经掌握了文字信息的复制技术，催生了对信息进行批量生产的观念。印刷机的出现迎来了近代报刊的诞生，伴随着读写能力的普及，印刷媒介开始在社会变革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世界范围看，印刷时代与现代文明的诞生是同步的。正如施拉姆所指出的，“书籍和报刊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参与了17世纪和18世纪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正当人们越来越渴求知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举办大规模的公共教育成为可能。正当人们对权利分配普遍感到不满的时候，先是报纸，后来是电子媒介使普通平民有可能了解政治和参与政府。”如今，印刷媒介普及，已经成为人们每天获得信息的基本渠道之一，在社生活各方面发挥重大影响。

与印刷传播实现的文字信息大量复制生产相比，电子传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实现了信息的远距离快速传播。 电子媒介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一切电子媒介，既包括电报、电话、手机等，又包括广播、电视、网络等。而狭义的电子媒介，则专指公共性的电子媒介。电子媒介给人类传播的发展带来了两大贡献：首先，电子媒介是更大范围实现了空间距离和速度上的突破；其次，电子媒介实现了声音信息、影象信息、运动信息的再现和传递。比如，随着摄影、录象和录音技术的进步，实现了声音和影象信息的大量复制和大量传播，而且实现了它们的历史保存。

② 自然及生物界信息传递与社会传播的差异

在自然界中，也广泛存在者信号、信息的扩散和传播现象。比如，自然界瞬时发生的声、光、热、电的扩散，地壳运动信息的扩散，生物遗传信息的传递、生物体内信息交流、动物种群内的信息交流，以及动物遇到危险发出鸣叫等信号给整个种群，还有机器之间相互发送信号和数据，等等，丰富多彩。

尽管每一种生物的群体和个体都有独自的信息传递、接收和反馈的系统，信息的传播在维持生物生存、发展的各方面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自然和生物界的的这些信息传递与人类社会的传播有很大的差异。生物界的这些信息传递的现象只是一种本能，从其生命开始就已经由体内的信息功能和遗传基因决定了的，是基于条件发射的过程，并不存在复杂的精神和思维活动。而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则复杂得多、广泛得多。一是传播的信息范围和形式多，不仅包括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的自然信息和生物信息的传播，也包括社会规则信息、文化知识的传播；二是人类社会信息传播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智力活动；三是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大量使用抽象的人工符号，而自然生物界信息传播主要靠自身与生俱来的基因、嗅觉、听觉信号等；四是人类社会信息传播可以形成社会记忆和学习。

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委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 [8]人类通过劳动改造了自然界，创造了语言，改造了人本身，也改造了社会的传播，使社会传播具备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些是自然界的信息传递所不可能具备的。

③ 社会信息化与现代传播的新发展

从信息的角度看，社会的发展过程就社会的信息化过程。所谓社会信息化是指社会在信息数量方面不断增加、信息内容不断丰富、信息处理手段不断强大、信息扩散不断加快、信息的社会作用不断增强的一个过程。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信息化的具体内容和进展速度是不同的。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广泛应用和普及的时代，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计算机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处理的数字化和自动化，信息扩散和分享的网络化等等。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深入，信息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就日益重要。当信息在社会的作用和地位达到特定的要求是，我们认为社会发展到了信息社会。就目前而言，社会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些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以社会文明为视角，围绕信息技术革命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对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进行了深入研究。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揭示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资源发生了战略性转变。在工业社会里，战略资源是资本和劳动，而在未来的新社会里，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则是信息和知识。他写到：“广泛地说，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 。1980年，阿尔温·托夫勒在他富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人类已经历了农业化浪潮和工业化浪潮，第三次浪潮即信息化浪潮即将到来。

在整个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传播担负着信息采集、扩散的重要任务。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信息化的过程为社会信息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传播的发展提供更加完备的技术条件。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普及，网站形态和功能日益扩展，博客、网络社区、互动传播、智能化传媒等新型传播媒介层出不穷，使用新媒体参与传播活动的社会成员数量发展迅速，在我国，经过短短的不到10年，网络用户已经超过2.5亿。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信息化拓展了对传播的认识，特别是增强了从信息视觉对传播的认识，也增加了人们应用传播媒介的自觉性。

（2）传播的信息及其社会功能

① 传播中的信息

对信息的认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揭示了信息的某些特征和性质，因此，就产生的不同的关于“信息”的定义。据不完全的统计，关于信息的定义就多达100多种，但至今仍没有统一的、能为各界普遍接受的定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信息本身是多元化、多层次、多功能的，比如，不仅有自然物理信息、生物信息，又有社会信息；就社会信息而言，又可划分为科技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政治信息等等。二是关于对信息的科学研究还是新型领域，信息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尽管有许多分支学科，对信息的内涵与外延还不很确切，也不统一，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三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割现象非常严重，导致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中已经普遍使用的信息概念在人文社科领域还有待探索。加上人文社科内部不同学科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对“信息”的理解与解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科学界较早对信息作出概括的是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维纳从控制论角度指出，“控制系统向外发出的内容叫做信息，而控制系统从外界获得的内容也叫做信息。（N.维纳，1978）”

在传统的传播学研究中，大多是从社会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传播,因此，通常将传播活动划分为文化传播、新闻传播、科技传播和政治传播等等。人们很少看到信息科学角度来研究传播活动的价值，当然也就很少有真正从信息科学角度来认识传播的，也就是信息。当然，传播中的信息应该是属于社会信息的范畴，是指与人的社会活动相关的一切信息。比如新闻信息、科技文献信息、健康信息、文化信息等等。以所依附的载体为依据，信息可分为文献信息、口头信息、电子信息、生物信息等。“有的学者把信息分为两大类：非人类信息和人类信息；也有的学者将其分成三类，即物理信息、生物信息和社会信息。这里的社会信息，指的是除人的生物和生理信息以外的、与人类的社会活动有关的一切信息。”（郭庆光，1999）。社会传播活动所涉及的主要社会信息。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信息不仅是社会活动本身的信息，也包括人类社会活动对自然、生物界的认识和知识等信息。

尽管说传播涉及的只是社会信息，但依然是非常广泛的，有必要对传播的信息类型进行合理的划分。

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按照对受传者的不同心理作用，将信息分为三类，就是“指导性或教育性的信息、维持性信息和复原性信或刺激性信息（吴文虎，1988）”。所谓指导或教育性的信息，指受传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才能理解的信息。所谓维持性信息，指不需要受传者用求知的态度来理解，而只要引申或复习已有的知识或经验就可以理解的信息。除特别专业的报道外，大多数新闻报道属于维持性信息。而所谓复原性或刺激性的信息，指包括一切具有轻松、兴奋、刺激、麻醉性的内容，具体有娱乐节目、体育竞赛及一切渲染爱情、罪恶、暴乱的文字、戏剧、舞蹈、歌曲等等。大多数人都喜欢收看或阅读具有刺激性的传播内容。但是，当刺激性信息过多过滥时，则造成负面影响。

② 传播的一般社会功能

传播活动包括信息的采集、记录、扩散等环节，因此，传播的社会功能取决与所传播的信息内容的类别、准确和真实度，以及传播范围和速度等多个因素。概括地说，传播的一般社会功能包括社会记录功能、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资源配置功能、文化娱乐功能、模拟社会环境功能等。

传播的社会记录功能。信息反映了事物运动的状态与形式，是物质的一种属性。“运动”泛指一切意义上的变化，包括机械运动、化学运动、思维运动和社会运动；“运动形式”是指事物运动在时间上所呈现的过程和规律；“运动状态”则是事物运动在空间上所展示的形状与态势。传播活动中的信息存储和扩散实现的是对社会活动状态、变化及其结果的记录。

传播的环境监测功能：通过传播,客观、准确地反映现实环境的真实情景，使人们了解足以影响社会进程的机遇或威胁，作为决策或付之行动的依据。这里所说的环境是指社会环境，也包括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自然条件。需要说明的，对社会整体、成员个体或者某个特定的组织，传播的环境监测功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比如，对社会整体而言，自然灾害等自然信息的采集和发布，避免社会群体遭受自然条件变化而带来的损害。对个人而言，正面的新闻报道可以改变周围社会成员对新闻人物的看法，提高新闻人物的社会地位。对统治阶层而言，新闻宣传可以改变其面对的社会舆论环境，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

传播的社会协调功能：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信息的选择、解释、评论，将社会各部分联系起来，使其协调一致，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对环境作出有效的回应。比如，通过信息的沟通和协调，可以抵御有碍于社会安定的各种威胁,避免敏感问题和不利事件的扩散。

传播的资源配置功能：在信息时代，信息是重要的资源，因此信息的采集、加工和扩散就是资源的配置。特别是网络环境下，传播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日益显著，也日益受到重视。

传播的文化娱乐功能：通过传播，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有利于推动各种文化的发展。比如，大众传播能够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促成社会成员共享同一价值观、社会规范，增加凝聚力。在娱乐方面，大众传播具有满足人们精神生活共同需要，使人们产生精神上的愉悦的作用。借助各种娱乐节目，可以使人们得到精神的调节。

传播的社会环境功能。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的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并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进行扩散，从而使人们所感受的环境。在不知不觉中，人们习惯于接受和理解来自各种媒介的信息，生存于大大超出自身可以亲身感受的现实环境的另一种环境（即“拟态环境”）中。比如，报纸给人们提供的消息和知识，即“头脑中的影像”能在人们生活中起到一种环境的作用。媒体正式通过现实环境的符号化反映实现对现实的描述、说明和解释，帮助人们构建着被意识和体验的拟态环境。人们的实际生活离不开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的影响，这就是传播的社会环境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媒体所营造的这种环境一种“拟态环境”，是对社会环境的一种模拟，与真实世界存在一定的距离。如果这种“拟态环境”与真实的社会状况相差甚远，则容易导致人们对社会认识的严重偏差，产生错误的判断和行为意识。就当前而言，在媒体市场化的浪潮中，“新闻失实”已成为新闻从业者一个不能回避的尴尬话题。需要突出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大众传播所形成的“拟态环境”尽可能接近社会的真实环境。

③ 现代传播对社会信息环境的影响

从信息的角度看，社会环境体现为社会信息环境。目前大家对社会信息环境的理解大多是从自己所接触到的范围和层面来出发的。比如，我们经常谈到社会舆论环境、文化环境、市场信息环境和信息资源环境等，并不着重强调整体意义上的社会信息环境。

社会信息环境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根据我们的理解，社会信息环境是指部分或者全部区域内内与社会运行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信息的分布和结构的一种状态。这些信息状态构成了社会运行和发展所依赖的基本环境。社会信息环境是社会环境在信息领域的体现，不管何种社会阶段，都要依赖一定的信息活动和信息环境。

可见，社会信息环境对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当信息环境对社会的影响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认为到了信息社会阶段。所谓信息社会，是指“信息成为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的资源，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信息为核心价值而得到发展的社会”。[10]毫无疑问，对信息社会而言，社会信息环境显得更加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信息环境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时时处处都处于变化当中。引起社会信息环境发生变化的就是传播活动。概括来讲，传播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就是构建和变革社会信息环境,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传播通过改变社会信息的分布，从而改变社会信息环境。二是传播通过改变社会信息的内容，从而改变社会信息环境。比如，现代传媒及时迅速、无所不传、图文并茂，人们通过传媒就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心甘情愿地将传媒所营造的信息环境作为自己了解社会的重要“窗口”和自身行为的重要参照体系。一旦信息内容和信息分布发生变化了，人们了解社会的“窗口”和行为参照系就发生变化了，那么，社会环境也就发生变化了。因此，传播活动的主要社会目标之一就是要构建和优化社会信息环境，并以此作为评价传播活动的重要指标。

传播在改变社会信息环境的过程中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实现传播对社会信息环境的有序构建和优化目标则是非常复杂的，这是由于信息传播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的。只有建立合理的传播机制，选择合适的传播媒介，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传播体系，传播的这种功能才能得以实现。二是传播对社会信息环境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种或者一类传播机制或传播现象对社会信息环境的影响有一个过程。三是传播有可能改善社会信息环境，也可能恶化社会信息环境。因此，我们要尽量使传播活动改善社会信息环境，努力减少传播活动对社会信息环境的负面影响。

（3）社会信息传播系统

① 社会信息传播的系统特征及组成

传播是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是社会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移动和变化。在信息科学的视角下，传播是社会信息总量、结构和分布发生变化的过程，也是信息共享交流、交换和扩散活动。社会传播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因此，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往往表现为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

尽管不同的传播之间具有较大差异，传受双方都必须有共通的意义空间，经过符号中介。同时，传播是系统的一种行为，一个过程，也是人的传播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的关系过程。各种传播过程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引起的总体发展变化。

社会传播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信息系统，按照传播组成和环节来看，传播是一个从信源到信宿的一系列环节和因素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社会传播系统应由传播者、传播内容（信息）、传播渠道、受传者、传播模式等几个要素和环节组成，当然，也要涉及到传播效果的分析问题。这种划分实际上差不多覆盖了整个社会信息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是非常宽泛的。如果按照传播活动发生的范围划分，传播可以分为二人传播系统、小组传播系统、组织传播系统与大众传播系统等传播类型。即便是人内传播也既有典型的系统性，因为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而        人际传播是两个个体系统的相互连接所形成的新的信息系统。群体传播是帮助个人实现社会化，对个人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发挥制约作用的传播系统。组织传播是结构秩序更为严密的社会集合体发生的、有明确组织目标的、执行特定功能的系统。至于，大众传播就是更为复杂的传播系统，长期以来，大众传播系统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研究表明，社会传播系统具有很多特点：

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这是由于社会行为复杂性和信息复杂性引起的。社会信息传播要不断向社会系统内引进复杂性的源泉，既保持系统内的紧张状态，又不断满足社会成员需求的机制，将社会系统的各组成部分适当连结而形成双向的传播网络。

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系统。这种开放性既体现在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内部不同传播系统的交流，由各种子系统相互连结、相互交织而构成的整体；也体现在不断地与社会其他系统相互影响等方面。

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还是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系统，比如，信息具有多样性， 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等。传播类型也很多，比如个人的、人际的、群体的、组织的以及大众的。拉扎斯菲尔德就提出，大众传播中存在着人际传播的影响，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是一个具有双重偶然性的系统

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变动性。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多变性，因此，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是一个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系统。正如日本太田敏诚所指出的，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具有可塑性。

② 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分类

众所周之，将不同社会系统内外连接起来的是传播活动，而这些传播活动又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

第一、人内传播

人内传播也称内向传播、内在传播或自我传播，是个人接受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人内传播有以下特点：

·人内传播虽然是人体内部信息处理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孤立的，他的两端都与外部过程保持着衔接关系；比如，人内传播的信息很多时候是来自社会上的信息，由此而进行自我的反思等等。

·人内传播虽然与人的生理机制密切相关，但他的本质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也就是说，人内传播的内容是关于社会的、来自社会的，也会影响这个人的社会行为。

·人内传播不是对外部世间的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而是积极主动的反映；

·人内传播是其他一切传播活动的基础。不管是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还是大众传播，均是建立在个人传播的基础上的。

第二、人际传播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任何人的生存都离不开和他人之间的交往。在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中，人们相互之间传递和交换着知识、意见、情感、愿望、观念等信息，从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认知、互相吸引、互相作用的社会关系网络。我们将此称为“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系统一般指的成员规模比较小的传播系统，比如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师生之间等传播活动。

基于人际传播媒体形式的差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人际传播划分为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两种形式。所谓直接传播，指的是自古以来已有的传播者和受体之间无需经过传播媒体而面对面的直接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直接传播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类语言、体态语的传递进行的信息交流。间接传播是指在现代社会里的各种传播媒体出现后，人际传播不再收到距离的限制，可以通过这些传播媒体进行远距离交流。这就大大拓展了人际传播的范围。

人际传播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特征。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出者，同时又是信息的接收者。人际传播有以下特点：第一，感官参与度高。在直接性的人际传播活动中，由于是面对面的交往，人体全部感觉器官都可能参与进来，接收信息和传递信息。即使是间接性的人际传播活动，人体器官参与度也相对较高；第二，信息反馈的量大和速度快。我们可以迅速获悉对方的信息反馈，随时修正传播活动中发生的偏差。传播对象也会对你的情感性信息所打动，主动提供反馈意见；第三，信息传播的符号系统多。人际传播可以使用语言、文字和大量的非语言符号，如表情、姿势、语气、语调等等。并且在人际传播中，许多信息都是通过非语言符号获得的。

第三、群体传播

所谓群体，是指的是由共同或者相似的利益、观念、目标、关心等因素相互联结，存在着相互影响作用关系的个人的社会集合体。当然，此处所说的群体，其规模要比公认的大众小得多。群体传播主要是指群体内部成员之间或群体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群体传播在形成群体意识和群体结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意识和结构一旦形成，又反过来成为群体活动的框架，对群体中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制约，以保障群体的共同性。

群体传播一般有以下特点：第一，信息传播在小群体成员之间进行，是一种双向性的直接传播；第二，群体传播在群体意识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群体意识越强，群体的凝聚力就越强，越有利于群体目标的实现；第三，在群体交流中形成的一致性意见会产生一种群体倾向，这种群体压力能够改变群体中个别人的不同意见，从而产生从众行为；第四，群体中的“意见领袖”对群体内部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改变具有引导作用。比如，同一种病的患者可能结合成特定的传播群体，大家分享信息，交流经验，形成对某种疾病的统一认识和态度。群体性意见和意见领袖往往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形成群体性意见、培育意见领袖往往是开展健康传播的切入点和目标。

第四、组织传播

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对组织的有效管理必须以管理者与属下之间存在一个有效的信息沟通为前提。所谓组织传播指的是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它包括两方面，一是组织内成员之间传播，二是组织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信息传播，既有组织对外的传播，也有外部对组织内的传播。这些都是一个组织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保障。

组织传播的功能对内是协调员工各种认识和行动，优化管理效率；对外是协调、增强与多个相关组织之间的联系或活动，获取目标信息，以及影响社会对组织的认知等。组织传播在内部表现为：下行传播、上行传播、平行传播。下行传播是信息的自上而下流动，上行传播是信息的自下而上流动，平行传播是信息数量可增可减的横向流动。当然，实际上组织内部的信息传播流向是非常复杂的，可能几种不同信息流向同时交叉进行，形成复杂的信息传播网络。此外，组织规模有大有小、组织结构千差万别，因此，不同组织之间的信息传播也是有很大的差异。

组织传播对外表现为：与本组织各方面活动及利益紧密相关的外部多个组织的制度性或临时性的信息联系；与社会各行政管理机构的信息联系；获取与组织活动相关的其他各类信息；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社会对组织的认知和记忆，提升组织形象。

第五、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一般说来，是专业传播机构从事的有组织的、面向大众的传播活动。杰诺维茨1968年提出，大众传播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如报刊、广播、电视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以特定符号表示的内容。德弗勒则认为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份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我们认为，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目前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是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

大众传播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根据Gerhard Maletzke的定义，大众传播须符合以下特征：公开，有别于私下或内部传播活动，受众是广泛而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一般社会成员，一般不为人际交往范围所囿；间接，在发送者与受众之间存在时间空间距离,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介技术手段发送；单向为主，大众传播过程中，发送者与受众之间一般不发生角色互换。大众传播存在延迟的反馈机制，一般来说，受众对传播过程缺乏即时的干预能力。但是，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大众传播的单向性，增强了互动性，并且这是网络传播的得最显著特征。还有，网络面向的群体是地理上分散。

大众传播是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传播活动，具有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常常被用于社会管理和控制。大众传播的过程和传播效果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重点，一般认为在接受信息的时候，会产生“枪弹”效应，在传播过程中则需要一种“守门人”进行把关。由此，还产生了“枪弹”理论和“守门人”理论等。

3.3.4  心理信息学

（1）心理现象与信息学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所谓心理现象是指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感、意志、兴趣、才能、性格、气质等。列宁指出:“心理的东西、意识等等是物质(即物理的东西)的最高产物，是叫做人脑的这样一块特别复杂的物质的机能”。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大脑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的“加工厂”与“储藏库”。它肩负着信息的“译码”(或称编码)及“信宿”两项职责。大脑左右两半球则是两种不同作用的信息加工“车间”及“仓库”。大脑右半球主要从事对形象信息(即第一信号)的加工，具体表现为想象，形象思维以及情绪情感等活动;大脑左半球主要从事对抽象信息(第二信号)的加工，具体表现为抽象思维及言语活动。

人的心理是人脑这一特殊物质所产生和加工的信息，或称为“心理信息”。心理信息是人脑这一高度发展的自然物质的产物。它的加工依赖于高级神经活动，也就是说，高级神经活动是心理信息的载体，但并不是心理信息的本身。神经元是以生物电的方式传递信息，心理信息依赖于神经元的传导。心理信息作为大脑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的内部反映，无疑包含着社会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心理信息理解成是主体内部的、由大脑产生的主观信息。而一切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研究的经验，是客观的外部信息。它只有被人脑所接受和得到加工时才能转变为心理信息。从功能上看，客观信息反映的人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表明人们对客观的认识程度和记载传递人们对客体的认识。而心理信息是大脑产生的一种调节个体内部活动的内部指令。这说明调节和控制便是心理信息的机能，也是大脑这一特殊物质的机能。

    心理信息由限定性的遗传信息和非限定性的从脑外输入的信息所组成。遗传信息是心理信息形成的基础，外界客观信息被感官接受，经过大脑加工，与遗传信息相结合而形成心理信息。虽然限定性的遗传信息是心理信息发展的基础。但是决定人的心理发展的因素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便是非限定性的心理信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能动的反映是心理信息的源泉。

因此，从信息学的角度看，心理现象可分为两大类:一是 (即心理过程)，如感知觉、想象、思维、情绪情感、自我意识等活动，它们是信息接受、传递以及信息加工的产物，是一种动态的信息流。二是相对静态的心理结构，由稳定化了的心理要素构成，如认知结构、情感体系、态度体系、需要及动机体系、自我概念等等。它们是信息贮存的产物。

动态的心理活动可分为三个子系统，即认识系统、情感系统和意志系统。认识系统的最低层是感觉，它是直接在遗传信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二层是知觉和注意，它们的发展增长了人从整体上反映事物的能力。认识发展的第三层次是语言和思维，它们的发展使人的信息加工产生了质的飞跃;情绪系统也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第一层是与生理需要的满足水平密切相关的自发生的情感，即七情。这一层次的情绪发展主要是来自遗传因素，当然也包含后天的影响。第二层次是与社会动机密切相关的社会情感，主要指一般的社会性的情绪体验。第三层次是社会性情感中最高层的部分，如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等。这一层次的情感是对个体行为、思想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和获得客观的社会价值的情绪体验;意志系统的第一层次是以支配最简单的活动目的为出发点的，主要是对生理活动和简单的心理活动的控制。这一层次意志的自由度很低，活动主要是受生理成熟水平的制约。第二层表明了通过训练所达到的对目的性活动的一般的控制水平，包括注意的控制，完成日常生活的坚持性和支配能力。这一层次意志的自由度还不大，经常受任务的困难度所左右。第三层是与高层认知和高级的情绪体验为依据的坚韧性。在这一层次的意志水平的支配下，人们能完成一些在通常情况下简直是难以思议的艰巨的任务，克服一般人所难以克服的困难。

由认知、情感和意志三个子系统构成的心理活动是一个多层次多水平的记忆系统。在这里存储着来自三个子系统的心理信息。记忆不只是来自认知，还有情感、运动记忆。这些信息分两个层次存储，外层的是短时记忆，它的容量有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消失。内层是长时记忆，它能保存很久，其容量几乎是无限的。存储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构成了一定的心理信息图式，用来同化新的信息。这种同化和顺应，即信息加工的过程。心理活动是整个生命机体的存在和活动，用信息指令来调节和控制个体与内外环境的积极的动态平衡。这种调节和控制也包括对心理内部状态本身的平衡控制。

（2）动物的心理与人类意识

    大量生动的事实与实验证明，动物具有感觉、知觉、记忆、具体思维、情绪、模仿性的行为学习等心理现象。人的心理比动物的心理更加复杂，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人不仅有感知、记忆、情绪等动物所具有的心理现象，而且人还能运用一定的词与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抽象地思考问题和巩固自己的认识，并通过学习和交往接受人类积累的知识经验，从而形成包括信念、观点在内的主观世界，即个体意识。人有意识，有自觉能动性，这是人的心理与动物心理的根本区别所在。

① 动物的心理发展

    动物的心理发展经历了感觉、知觉和思维萌芽三个阶段。

· 感觉阶段

    感觉是神经系统对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是无脊椎动物的基本反映形式。最低等的多细胞动物是腔肠动物。在水母、水螅等腔肠动物身上已经分化出感觉细胞、神经细胞和运动细胞。神经细胞位于感觉细胞与运动细胞之间，全部细胞由丝状突起联合成网，构成网状神经系统。腔肠动物由感觉细胞接受刺激，由神经细胞将信息传递到运动细胞，然后产生反应活动。不过，这种低级的反应活动是泛化的，缺乏导向的，仍属于感应性的反映形式。由腔肠动物演进到环节动物，网状神经系统发展成为梯形神经系统，其反映形式才真正进入了感觉阶段。例如蚯蚓已发展为梯形神经系统。实验证明，它初步具备了多种感觉能力，并能对声、光等刺激形成稳固的条件反射。条件反射的建立，标志着感觉的出现即心理现象的发生。在包括蚯蚓在内的环节动物的基础上，又逐渐演进到节肢动物；节肢动物的各种感觉能力就相当高了。例如，蜜蜂能辨别绿、兰、黄、紫四种颜色，能分辨酸、甜、苦、咸四种味道，能分出多种花的形状。不过，节肢动物的最高反映形式仍然是对具体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例如，蜘蛛只要感觉到网的某处有振动，就立即趋往捕食；不论是昆虫或是别的什么物体触到蜘蛛网，它都是作出同样的机械的反应。这说明它们的反映仍停留在感觉阶段。

· 知觉阶段

知觉是脑对事物各种属性整体性的反映，是动物进化到低等脊椎动物阶段的基本反映形式。动物由无脊椎动物发展到脊椎动物又是一次大的飞跃。脊椎动物躯体已分化为头部、躯干和尾部，并有脊柱。脊柱内有一条神经管，神经管的前端逐渐发展成为不同水平的延脑、小脑、中脑、间脑和前脑。两栖类动物的前脑已发展成两半球；爬行类动物的两半球又出现了大脑皮层。随着神经系统特别是脑的发展，动物不仅能够反映事物的个别属性，而且能把某个事物的多个属性综合起来作为整体来反映。这种视觉功能已相当完善，嗅觉和味觉也相当发达。实验证明，鱼类正是综合了视觉、嗅觉、味觉的信息在水中觅食并实现季节性迁徙的。又如，蛇猎取雏鸟时，不慌不忙，毫无攻击表现；而遇到强大的有抵抗力的猎物时，则摇头摆尾，伸舌鼓颈、向猎物猛扑。这说明蛇在捕到食物之前已知觉到猎物的强与弱。

· 思维萌芽阶段

思维是事物的本质属性间接、概括地在脑中的反映，是高等脊椎动物开始出现的高级心理现象。高等脊椎动物（即哺乳类动物）的两半球皮层已出现了沟与回，这是对外界复杂事物进行分析综合的物质基础。同时，高等脊椎动物的感觉器官更加分化和发展，因而感知觉十分敏锐。如鹰的视觉和狗的嗅觉都比人要敏锐得多。大白鼠可以学会走比较复杂的迷津；海豚、大象、马、狗、熊等动物经过训练在马戏团里能表演很复杂、很精彩的节目。这说明它们已有了较高的感知能力和记忆能力。但仔细观察，这些动物的复杂行为都是在受到训练的具体情景中实现的，心理活动历程主要是靠感知觉控制的。因此，就其反映形式来说，仍属于知觉阶段。高等脊椎动物发展到灵长类，它们的反映形式才显示出间接性和概括性，即出现了思维的萌芽。例如，它们能用两根大小不同的竹竿套接成长竿去取食;用木箱依次叠高取香蕉以及盛水灭火取食等。大量的实验证明，灵长类动物已显示出思维的萌芽。

    综上所述，动物的心理反映形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无脊椎动物阶段是感应性向感觉过渡，属于感觉阶段;灵长类以下的脊椎动物阶段是感觉向知觉、表象过渡，属于知觉阶段;灵长类阶段则是知觉、表象向思维萌芽过渡，并为过渡到人类阶段的意识提供生物学前提，属于思维萌芽阶段。这正如著名科学哲学家K.波普所说:“心理系统显然有其进化的和功能的历史，它的功能随着较低级向较高级有机体进化而增长着。”

② 人类意识

    人的心理与动物心理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人的心理中出现了动物心理所没有的所谓意识，意识是心理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独有的最完善的反映形式。是人脑对客观观实自觉能动的反映。

    纯粹的动物心理并不会自发地产生意识。意识是同人类社会一起产生的。意识是人类劳动、语言和人脑的必然产物。首先，劳动为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的需要和可能。一般动物只是消极地适应环境，而人却能通过社会实践积极地改造自然、支配自然，这是人同其它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正是劳动、实践。人类的劳动同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在制造和使用工具改造外部世界的劳动中，不仅要求人们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且要求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是动物的感觉和心理所不能胜任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抽象思维能力，必须有人类意识这种反映形式。其次，作为思维外壳的语言也是在社会劳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在劳动过程中，由于协同动作的需要，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于是就产生了语言。语言的产生使大脑能够进行抽象思维活动，并使人类获得了交流思想的工具，从而推动了人类意识的发展。再次，在劳动和语言的推动下，猿脑变成人脑，并随着社会劳动的进步而日趋完善，它的容量越来越大，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和严密，为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由此可见，人类意识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直接产物。因为劳动和语言一开始就是集体的、社会的活动，离开了集体和社会，离开了社会实践，就不会有劳动和语言，也就不会有人的意识。

意识是由感觉、知觉、表象、思维等心理要素组成的综合体，是心理系统的最高反映形式。意识是在人及其脑同外部世界(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与环境(自然、社会)的变化以及劳动、语言、思维等的产生密切相关，由此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联系系统，所以，“意识是一种最高的信息过程，反映的最高形式。”同时，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客观世界的反映，脑的机能系统的发展为意识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本世纪50年代中期，认知心理学兴起，.这门科学是以信息加工为核心的心理学,信息加工是将人脑与计算机进行类比,将人脑看作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所以认知心理学又称为信息加工心理学。

人脑是一个信息加工系统，它可以对表征信息的物理符号进行输入、编码、贮存、提取、复制和传递，而这一过程的完成是系列性的，不同的加工任务和加工阶段由不同的认知结构来完成，这些相对独立的认知结构既前后连接，又具有等级差异，是类似于人工智能机的人脑内部的“机器”。

信息加工系统，也称为“符号操作系统”（Symbol Operation System），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即感受器、效应器、处理器、记忆装置，其中感受器是接受信息的装置，也就是感觉系统；加工器是整个信息加工系统的控制部分，它决定着信息加工的目标、计划及计划的执行，包括图中的控制加工器和工作记忆；记忆装置，主要是指永久性记忆，是信息加工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存放大量的、由各种符号按照一定关系联结组成的符号结构，即信息；效应器是信息加工系统对信息作出反应的部分，这是整个系统的最后结构，控制着信息的输出。这里最核心的是处理器，它又包括三个功能部分：“（1）一组基本信息过程，如制作和删除符号，制作新的符号结构和复制、改变已有的结构，以符号或符号结构来标志外部刺激，对符号结构进行辨别、比较，并依据符号结构确定反应等；（2）短时记忆，保持基本信息过程输入和输出的符号结构；（3）解说器，将基本信息过程和短时记忆加以整合，决定基本信息过程的序列。对基本信息过程的序列的说明和规定即构成程序，它是信息加工系统的行为机制。”信息加工心理学就是研究信息在信息加工系统中的传递、转换、贮存和作用机制，以揭开头脑“黑箱”内的活动

大脑作为是一个信息的“加工厂”与“储藏库”。它肩负着信息的“译码”(或称编码)及“信宿”两项职责。大脑左右两半球则是两种不同作用的信息加工“车间”及“仓库”。

    首先，从信息加工方面看，它包括信息的选择、分辨、分解(分析)与整合(综合)等。大脑右半球主要从事对形象信息 (即第一信号)的加工，具体表现为想象，形象思维以及情绪情感等活动;大脑左半球主要从事对抽象信息(第二信号)的加工，具体表现为抽象思维及言语活动。

其次，从信息贮存方面看，它具休表现为大脑对经验的记忆过程。大脑右半球所贮存的是其加工后的“产品”，即表象及情绪情感体验等，由它们构成“第一信号系统”。大脑左半球所贮存的也是其加工后的“产品”，即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如原理、公式等)，由它们构成“第二信号系统”。信息贮存对机体有着重要意义，贮存下的信息都是对个体有恒常意义的信息，它们又成为以后对新的环境信息从事加工时的“参照系”。有机体根据过去已有的有关经验对当前所面临的事物做出反映，由于有过去已经验证的经验作参照，从而使新的信息加工活动更快速也更准确。

（3）情绪、情感和意志

情绪或情感指人在加工外界输入的信息的过程中，产生的对事物的态度，并由此引起的各种主观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例如会引起满意、不满意、喜爱、厌恶、憎恨等主观体验。情感在认知的基础上产，又对认知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调节和控制认知活动的一种内在因素。人类的认知和行为不仅受情绪和情感的影响，而且受意志的影响。意志是指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为实现目的而自觉支配和调节行为的心理过程。意志受情感的影响，也是认知过程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意志过程对人的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具有调控作用。

① 情绪和情感

   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外界事物的态度的体验，是人脑对客观外界事物与主体需要之间关系的反映。情绪和情感指的是同一的过程和同一的现象，只是分别强调了同一心理现象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情绪指的是感情反映的过程，也就是脑的活动过程。从这一点来说，情绪这一概念既可以用于人类，也可用于动物。情感则常被用来描述具有深刻而稳定的社会意义的感情，如对祖国的热爱，对敌人的仇恨；对美的欣赏，对丑的厌恶等。所以情感代表的是感情的内容，即感情的体验和感受。和情绪相比，情感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深刻性和持久性。

情绪和情感是以人的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它反映的是客观外界事物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外界事物符合主体的需要，就会引起积极的情绪体验；否则便会引起消极的情绪体验，这种体验构成了情绪和情感的心理内容。情绪和情感是主体的一种主观感受，或者说是一种内心的体验。它不同于认识过程，因为认识过程是以形象或概念的形式来反映外界事物的。情绪和情感有其外部表现形式，即人的表情。表情包括面部表情、身段表情和言语表情。面部表情是面部肌肉活动所组成的模式，它能比较精细地表现出人的不同的情绪和情感，是鉴别人的情绪和情感的主要标志；身段表情是指身体动作上的变化，包括手势和身体的姿势；言语表情是情绪和情感在说话的音调、速度、节奏等方面的表现。表情既有先天的、不学而会的性质；又有后天模仿学习获得的性质。情绪和情感会引起一定的生理上的变化，包括心率、血压、呼吸和血管容积上的变化。如愉快时面部微血管舒张，害怕时脸变白、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呼吸减慢等等。

情绪和情感是有机体生存、发展和适应环境的重要手段。有机体通过情绪和情感所引起的生理反应能够发动其身体的能量，使机体处于适宜的活动状态，便于机体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情绪和情感还可以通过表情表现出来，以便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例如，在危险的情况下，人的情绪反应使机体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身体能量的调动可以让人进行搏斗，也可以呼救，求得别人的帮助。

情绪和情感具有传递信息、沟通思想的功能。情绪和情感都有外部的表现，这就是表情。情绪和情感的信号功能是通过表情来实现的，微笑表示友好，点头表示同意，等等。表情还和身体的健康状况有关，医生常把表情作为诊断的指标之一，中医的望闻问切的望包括对表情的观察。此外，表情既是思想的信号，又是言语交流的重要补充手段，在信息的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发生时间上来说，表情的交流比言语的交流出现的要早。

② 意志

    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以目的调节和控制行动，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心理过程。意志和行动是不可分割的。人在行动之前总要考虑做什么、怎么做，并按照考虑好的计划去行动，努力克服在行动之中遇到的困难。通常把这种在意志支配下的行动叫意志行动。人们在改造主客观世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人的意志行动的结果。例如，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之所以在科学上有重大发现，起作用的不仅是他们的聪明才智，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们有坚韧不拨的毅力和勇气。他们的聪明才智往往在战胜挫折和失败中得到运用和发展。

    意志是意识的能动方面，它表现为人的意识对行为的自觉调节和控制。人在活动以前，活动的目的与结果，就以意识到的观念或表征形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并以此为前提，拟订计划、选择方法、确定步骤、调节行动，使它服从于预定的目标。

意志对行为的调节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发动行为和制止行为。发动行为表现为推动人们从事达到预订目的所必须的行动；制止行为表现为制止与预定目的不相符合的愿望和行动。这两方面在实际生活中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意志行动是和目的分不开的，没有目的就没有意志。意志行动则是一种经过思考，根据一定目的去支配和调节行动的心理过程。自觉目的性是意志行动的首要特征，这是意志行动的前提。人在从事活动之前，活动的结果已经作为行动的目的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于人脑之中了。正是由于这种自觉的目的和对行动的意识，人才能产生符合目的的行动，同时又制止那些不符合目的的行动。离开了自觉目的，就没有意志可言。行动的目的越明确，目的的社会价值越大，意志的水平就越高，行动的盲目性和冲动性也就越小。

意志行动和克服困难总是紧密相联的。一般的有意动作，例如，打开窗子换新鲜空气，打开音响听音乐等都不能算作意志行动。意志行动总是与调节人去克服困难，排除行动中的障碍分不开。与克服困难相联系是意志行动的核心和基本特征。行动虽有自觉目的性，但不与克服困难相联系仍不是意志行动。

    人的意志既表现在对内部困难的斗争中，也表现在战胜外部困难的斗争中。因为困难的性质和程度不同，意志行动也有简单和复杂之分。凡是与简单的较小困难相联系的意志行动，叫简单的意志行动；而与复杂的，巨大的困难相联系的意志行动，叫复杂的意志行动。衡量意志强弱的标准是克服困难的性质和困难的大小。

    人的意志行动由一系列随意动作组成，随意动作是意志行动实现的基础，没有随意动作，意志行动就难以进行。因此，意志行动只有在随意动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明确自觉地确定目的是意志行动的前提，克服困难是意志行动的核心，随意动作是意志行动顺利进行的基本手段。只有具备这三个特征，才能构成完整的意志行动。

③ 意志与认知、情感的关系

· 意志和认知的关系

    意志和认知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意志的产生以认知过程为前提。意志的一个首要特征是具有自觉目的性，人的任何目的，都是在认知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因为目的虽然是主观的东西，但它却来源于对客观现实认识的结果。目的、方法的选择都是在认知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人在确定目的，选择方法和步骤时，要分析主客观条件，回顾过去经验，设想将来结果，拟定方案，编制计划，并对这一切进行反复的权衡，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感知、记忆、思维、想象等认知过程才能实现。因此，意志行动离不开认知过程，意志在认知活动的基础上产生。

其次，意志对认知过程也有很大的影响作用。人在进行各种认知活动时，总会遇到一定的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就要作出意志努力。例如，观察的组织、注意的维持、追忆和思维活动的进行，都需要意志努力。认知活动是在实践中进行的，而实践活动又离不开人的意志的支配。没有意志行动，就不可能有认知活动，也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 意志和情感的关系

    意志和情感也有密切的联系。首先，情感既可以成为意志行动的动力，也可以成为意志行动的阻力。当某种情绪情感对人的活动起推动或支持作用时，这种情绪情感就成为意志行动的动力。如主人翁责任感和巨大的爱国热情则激励着人们刻苦学习，辛勤工作。当某种情绪情感对人的活动起阻碍或削弱作用时，这种情绪情感就会成为意志行动的阻力。如一个人的畏难情绪、骄傲情绪和焦虑情绪等则动摇人的意志，妨碍意志行动。消极情绪对意志行动的干扰作用，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力水平；意志坚强者可以克服这些消极情绪的干扰，把意志行动贯彻到底；意志薄弱者则可能被这些消极情绪所压倒，使意志行动半途而废。

其次，意志可以控制情绪情感，使之服从于理智。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不利于工作和学习的消极情绪，意志坚强者能用意志力加以控制，使之服从于理智的要求。例如，意志坚强者既能控制失败时的痛苦，也能控制胜利时的狂热。

    认知、情感和意志三者是密切联系的。意志过程包含着认知和情感成分，认知和情感过程也包含着意志成分。三者统一于人的心理活动过程之中，只是为了研究的需要，则从不同的侧面进行分析。

（4）社会心理、社会思维和社会互动

① 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社会上流行的普遍心理状况，即人们的日常意识、普遍意识、或自发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的反映，它直接与日常社会生活相联系。社会心理可分为阶层心理、阶级心理、民族心理和时代心理。其表现形式或构成要素是多样的，诸如人们的情绪、感觉、风俗习惯、大众舆论、动机、意图、理想、信念、观点、审美情趣等等，都属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具有自发性、直接性和感性具体性。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未经理论家整理的一般意识，是人们对自身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的不自觉的心理反映。社会心理是自发传播流行的思想情绪、习俗舆论、审美情趣等。

社会心理直接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采取日常经验的形式，其中虽然交织着理性的因素，但以感性的和情感的因素为主，因而具有丰富性和生动性。有的学者指出，社会心理约略相当于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阶段，但比一般所说的感性认识具有更细致、更复杂，更微妙的理性内容。在人们的心理中，感情、要求、愿望、理想、习惯、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等，表面上笼罩和散发着感性的色彩和光辉，然而却内在地充实着理性的积淀”。当然，这种理性只能是原始的，朴素的理性。

社会心理具有广泛性和流行性，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社会心理则直接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社会生活的每一细微变化，社会心理(如感觉、情绪、愿望、要求等)都会十分敏感地产生相应的变化，社会生活总在变化和发展中，社会心理也就呈现出易变、浮动的特征。

② 社会思维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思维是社会思维。社会思维的本质是集体思维，是指人作为社会群体主体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它是在社会实践、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无数个人思维相互交流、相互作用、多元复合的观念体系。

社会思维是以人的群体作为主体的思维活动。社会群体分为：初级群体、次级群体和隶属群体.。各类社会群体，在人们长期共同活动、相互作用中，必然形成包括共同评价、共同情感(归属感等)在内的群体意识和群体精神。

社会思维的过程就是社会思维主体对社会知识信息(精神信息)进行加工、组合、生产的过程。社会思维主体所掌握的精神信息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反映着主体对其思维指向的客观对象的认识程度，并在主观方面影响社会思维质量的高低。然而，社会思维主体又总是为了社会实践的需要和某种利益、愿望、情感等而形成一定的思维追求目标。

社会思维的形式就是指人们在社会群体中，为了更好地进行集体思维所采取的思维交流、加工形式。具体的社会思维的形式有如下几种：

第一，对话沟通。人们相互间对话沟通的主要手段是语言。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人们在思维交流中,通过语言进行对话沟通,是人类最普遍、最基本的一种社会思维形式。在人类语言产生以前,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和对话沟通,受到很大局限。语言产生以后,人类思维交流便主要依靠语言符号。在人际交往中,主要是通过语言符号实现彼此传达思想、表达感情、交换意见等的信息沟通和思维交流。语言作为社会交往和思维交流的手段,有各种形式:有外部语言包括动作语言(手势、表情)、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也有内部语言即无声的自言自语。人们日常对话沟通中主要使用外部语言来交流信息和沟通思想,其中最基本的是口头语言的交谈。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之间的对话沟通,已不限于直接面对面的交谈,而且可以通过固定电话、移动电话、蜂窝式电话、寻呼台等现代通话工具进行交谈。

第二,文字交流。人们之间的思维交流,除了通过动作语和口头语进行面对面的直接对话以外,还要采用书面语言进行更加广泛的交流沟通。在人类文化进化过程中,文字的创造是对于人们思维交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成果。它使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思想交流,更加便捷、广泛和稳定。在文字交流中,书信来往是人们最普遍、最经常的一种思维交流形式。

人们通过互致信札、互通书信包括电信传真、电报等,可以表达感情、沟通思想、探讨问题、交换观点、讨论事情、互通信息,这就是以文字交流的形式进行社会思维。人们也可通过报纸、杂志和书籍进行文字交流,既可以沟通信息、增长知识,又可以展开讨论、互相促进。

第三,音像传播。人群体思维信息的交流,不只限于文字形式,还可以采取声音和图像的音像传播形式。逻辑思维的交流主要靠语言文字,而形象思维的交流则不仅靠语言,更主要的是靠视(图像)和听(声响)。此外,用图像也可以沟通人们的思想感情。在现代社会中,广播、影视更是大众传播和思维交流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电台广播主要是通过语言、音响效果传递信息和播送节目。而电视、电影则主要通过影像所进行的视听觉交流作用来沟通思想感情,形成新的传播关系。它使人类心灵中许多语言无法表现的东西,通过人体器官的动作表情、历史背景的展现和音响、图像的运用来实现人类精神世界的扩展和思想感情的交流。

第四,文化教育。社会思维成果的传承延续主要靠文化教育。文化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生产、传播文化教育与知识信息的文化教育产业将成为21世纪最大产业之一。一切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是人类社会思维的成果,同时又表现着某种群体精神和思维方式。然而,社会思维成果和群体精神的传递承续则主要靠教育。

第五,信息网络。当今世界,随着信息化和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网络已越来越成为人类思维交流的普遍形式。到1998年为止,全世界已有50多个国家建成了200多个大规模的电脑信息网络,相互提供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市场等方面的信息。因特网几乎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人们通过因特网进行收发邮件、取得信息和网上交谈。因此,在信息时代,因特网在信息技术中似乎是最有前途的联络和沟通工具。信息网络将成为人们之间进行思维交流的最快捷、最普遍的形式。

③ 社会互动

社会互动可界定为各种社会单位（由个人及团体所组成），彼此间相互沟通、交互反应，并尝试影响对方行动的过程。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过程，所有的社会关系及人类组织的模式，都涵括此种符号互动的过程（symbolic interaction process )。人类的社会组织模式及文化均是在这种社会互动过程中所产生，并在互动过程中得到维系或变迁。

人为什么必须进行社会互动，产生社会互动的原因何在？马克思认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社会存在的首要前提。要维持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就必须使个人的肉体组织能够活下去，要使个人的肉体组织活下去，就要不断地满足肉体的物质需要，就要与外界打交道，从自然界中寻求可以摄入肉体的物质，或者利用外界提供的东西再创造出食物和用品。然而，人与自然界所发生的物质交换关系，依靠单个人的力量是难以维持的，要进行生产，人们必须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在共同活动中建立一套分工制度，通过分工合作来满足个体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因此，人的需要是社会互动的根本原因，而社会互动则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可靠保障。

在社会互动的层次中，经济交往是其他一切交往的基础，马克思说：“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另一种交往的基础。”既然人们要活下去就必须进行生产，那么生产过程中的交往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就是理所当然的。而在物质交往之外，人们还有更多的交往活动，比如思想、观念、意识，也就是说，人的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这是马克思对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一个最明确、最概括的说明。

而符号相互作用论认为人们相互作用得以发生的媒介是符号。人们通过运用大家都能够懂得的、表达共同意义的符号进行交往与沟通。符号相互作用论者强调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力。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能够运用创造出来的符号来表示客体、思想和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比如，象征符号创立以后，人们交往时不再直接指具体的椅子、树或其他东西。而是建立椅子等的一般概念，当人们提到这个概念时。彼此都明白它是指不同于桌子的可以坐的物体。象征符号的运用使人们的交往不只局限于此时此地的直接交往，而且可以在时空相距很远的情况下进行。人类利用符号相互作用的能力意味着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仅仅是个自然的世界，而且是一个被设计出来的符号世界。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是符号相互作用论的开创者。他不仅提出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而且对人类创造和使用象征符号的能力进行了深入分析。米德指出，人类的相互作用是为享有的文化意义所规定的；而许多文化意义是用符号象征的。比如旗杆上一块带颜色的布象征某个国家。中国银行的行徽，它的外观像一枚古钱币、象征着中国银行历史悠久；中间是一个中字，象征着它是国家银行；外围是一个圆圈，象征着中国银行是一家面向世界的涉外银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在不断地学习各种符号的象征意义。在米德看来，人类的相互作用就是以共有意义的象征符号为基础的行为过程。

布卢默对符号相互作用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用三个基本原理总结了符号相互作用论的观点。第一,人们是根据他们赋予客观事物的意义来决定对他所采取的行动的。第二，人们所赋予事物的意义是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三，人们在交往时对所处的环境总是不断地进行一种内部的解释，以便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④ 社会互动的形式

·支配与从属(superordination--subordination)

支配与从属的社会互动形式，指的是社会互动过程中的两方，其中一方的位阶较对方为高；因此，互动关系成为一方对另一方，施展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过程。也就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在任何社会中，难以兼顾公平与均等、效率的考虑；通常的情形是资源分配不均，由于不均难免形成社会位阶及因此而来的权力、影响力掌握上的不等。那些位阶较高者，或社会资源掌握较多者，就更能支配那些不具有这些条件者。所以，这些社会资源掌握较少者就成为被支配者，只能是以从属为社会互动时的唯一选择。

·合作(cooperation)

合作指的是不同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结合、彼此协助、共同分劳解忧，一起工作以达到共同目标或分享所得报酬的过程。在生物界中的共生关系类似于合作关系，共生关系指不同生物间相互依赖，自然而然彼此依靠对方维生的过程。一般而言，不同种类的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称为symbiosis；相同种类的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称为commensalism。换言之，合作指的是行动者彼此间的互助行为，强调的是功能上的互补与互通有无。

·竞争(competition)

竞争指的是社会行动者之间，为谋求适者生存的一种资源竞逐的互动形式；目的在找到适合一己安身立命的利基，而产生与其它竞争者彼此斗争的过程。通常，竞争的产生源自于社会资源的稀少性，也就是说，社会中权力、利益、声望、财货…等的数额是有限的，为追求生存的更好，势必以竞争的形式来竞夺资源，从事资源的取得。

·冲突(conflict)

冲突是竞争的进一步发展，当竞争进行中，如果个人或团体不只想凌驾或超越他人之上，进而企图伤害对手、消灭对手，或将对方削弱至次要地位，由自己取而代之，冲突过程便形成。冲突一般具有累积性，当冲突的量达到某种临界点，冲突会影响生活的安全及社会的平衡。

团体的内在冲突将破坏团体的团结，但有时冲突也是社会整合的契机。譬如：冲突可使社会中不同意见被刺激起来，促成社会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团体的内在冲突，有时好比一种紧张情绪的安全瓣，可增进团体的整合。当团体对外有了冲突，或与外在团体激烈竞争时，可刺激团体内部的团结，促使不同意见小团体间能相互合作。

· 顺应(accommodation)

顺应指的是社会互动过程中，冲突的双方取得暂时的妥协，以和平的互动方式替代激烈的冲突形式。但对立的双方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态度与目标，所以是一种双方未能真正协调一致，双方对争议的要点仍各持己见的“对立的合作”。

通常顺应的方法有：转移目标；冲突行为的制度化（如拳击、足球…等）；支配性的屈服、妥协；第三者的调停；容忍…等。

·同化(assimilation)

同化指的是在文化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或团体，彼此相互影响，交融成相似的文化模式的发展过程。强调的是不同文化彼此遭遇时，那种各自适应、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发展过程。

本节思考题和练习题

1．统一的自然信息学没有建立起来，而它的各个分支学科却枝繁叶茂。在社会信息领域中情况正好相反。你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2．比较而言，俄罗斯、美国、日本的社会信息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轨迹，你如何看待它们的各自特色和优点？

3．中国学者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信息科学，你认为它的起点和思路与国外相比，具有什么优势和弱点？

4．什么是语言的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

5．举例说明，在“语义三角”中，A、B、C之间的相互关系。

6．为什么我们必须注意语言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含义？试结合自己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实际体会，说明把握言语的静态语义和动态语义都是十分重要的。

7．试述传播信息学在整个社会信息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8．信息传播在人类生活、社会进步与科技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

9．如何理解传播信息学的基本原理？

10．心理信息学与普通的心理学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11．人的情绪、情感和意志的关系如何？

12．社会能够思维吗？社会有它的心理、情绪、智慧吗？

13．人类智慧、动物智慧和机器智慧之间有什么一致的地方没有？为什么？

本节要征引和参考文献

[1] 参见欧阳康：《社会信息科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思路——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 欧阳康：《复杂性与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9期。

[3] 陈欢云：《社会信息学在俄罗斯》，载华中科技大学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信息科学简讯》，2008年第9期。

[4] K.K.科林：《信息革命与基础信息学》，文华译，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5] 滨田横一：《“社会信息学”综述》，载《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1期。

[6] 闫学衫：《从新闻学到社会信息学──日本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变迁》，载《国际欣慰界》，1997年第4期。

[7] Social Informatics History [EB/OL]. http://www.social-infor-matics.org/content.php? p1=181&p2 =5&p3= 133 &id = 133,2004-05-06.

[8] Rob Kling,What Is Social Informatics and Why Does It Matter? http:∥www.dlib.org/论dlib/jan-uary99/ kling.html

[9] 郑海燕：《社会信息学：一个新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10] 郑海燕：《社会信息学：一个新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11] 闫学杉：《信息科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见马蔼乃，姜璐，苗东升，闫学杉：《信息科学交叉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23页。

[12] 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

[13] 徐烈炯．语义学．语文出版社，1995，10．

[14] 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

[15] （英）ＪＮ 利奇．语义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0．

[16] 高明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7，3．

[17] 申  凡、戚海龙.当代传播学.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18] 陈少华、朱光喜.网络出版传播中的协同问题及其研究. 南京邮电学院学报,2005(3)

[19] 张  丹.理论信息学视野下的新闻传播过程.医学信息，2006（3）

[20] 李朝明.论信息环境保护建设.情报科学，2004（6）

[21] 陈少华.网络传播与传播学教育的探索与创新.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2006（冬）

[22] 符福桓. 信息社会学[M].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00.

[23]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24] 斯蒂芬·李特约翰. 人类传播理论[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25] Schramm, Wilbur, How Communication Works,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1954

[26] Ayer,Alfred J.,What is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Martin Secker and Warburg, London, 1955

[27] 黄希庭.心理学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8] 彭聃龄.认知心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9] 叶奕乾.心理学（修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0] 赵中天编著.心理学的沉思.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

[31] 赵光.思维科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2] 曾杰.社会思维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3] 路海东主编.社会心理学.长春:华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4] 赵中天编著.社会心理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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