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九与第十二章节选

第九章  科学革命的本质与必然性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讨论与本书标题直接相关的问题了。什么是科学革命? 它们在科学发展中有何作用? 这些问题的大部分答案在前几章已有预示。特别是，前面的讨论已经指出，这里所谓的科学革命是科学发展中那些非累积性的事件，其中旧范式被一个与之完全不相容的新范式完全取代或部分取代。但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讨论，下面这个问题便是其重点：为什么  应把  范式的改变  称为  革命? 既然政治发展与科学发展有诸多本质差异，有什么相似之处使两者均可被称为革命呢?

这种相似之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方面。政治革命往往开始于政治共同体中一些人逐渐感到，现有的制度不再能有效地应对它们帮助造就的环境中的问题。同样，科学革命也往往开始于科学共同体中一个狭小的部门逐渐感到，现有的范式不再能有效地用于它曾经引领的对自然某一方面的探究。无论在政治发展中还是在科学发展中，那种可以导致危机的失灵的感觉都是革命的先决条件。此外，不仅像哥白尼和拉瓦锡那样重大的范式改变有这种相似性，像发现氧气或X射线那样只涉及吸纳一种新现象的小得多的范式改变也是如此(尽管把后者也称为革命有些牵强)。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结尾所说，只有对于范式受到科学革命直接影响的那些人来说，科学革命才显得是革命性的。在局外人看来，科学革命就像 20 世纪初的巴尔干半岛革命一样，不过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部分而已。例如，天文学家可能认为，X射线只不过增加了一项知识而已，因为他们的范式不受这种新辐射存在的影响。但对于开尔文、克鲁克斯 ( Crookes )、伦琴等研究辐射理论或阴极射线管的人而言，X线的发现必然会破坏旧范式，同时创造新范式。因此，只有在常规研究出了毛病之后，才会发现这种射线。

政治发展与科学发展在发生方面的这种相似性已经毋庸置疑。但还有一个方面的相似性更为深刻，而且决定了前一相似性的意义。政治革命旨在以政治制度本身所禁止的方式来改变这些制度。因此，革命的成功必然要部分废除一套制度而代之以另一套制度，在此期间，社会并不完全受制度支配。起初， 仅仅是政治危机削弱了政治制度的功能，一如科学危机削弱了范式的功能。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疏离政治生活，行为日益偏离常规。随着危机的深化，其中许多人会致力于某个具体的方案，在新的制度框架内重建社会。到那时，社会将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阵营或党派，有的主张捍卫旧制度，有的寻求建立新制度。一旦这种极化出现， 政治解决方案便宣告失败。因为对于应在什么样的制度框架下实现和评价政治变革，各派意见并不一致，也因为他们不承认有超越制度的框架可以裁决不同的革命主张，所以发生革命冲突的各派最终只能千方百计游说民众，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虽然革命在政治制度的演化中起着关键作用，但这恰恰因为革命并不纯粹是政治事件或只与制度有关的事件。

本书接下来旨在表明，对范式改变所作的历史研究表明，科学演化具有非常类似的特征 和在相互竞争的政治制度之间作出选择一样，在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作出选择，就是在互不 相容的共同体生活方式之间作出选择。正因如此，范式的选择不能仅凭常规科学所特有的评价程序，因为这些程序在部分程度上依赖于某一特定范式，而处于争论中的正是这个范式。当人们就如何选择范式进行争论时，范式的作用必然是循环的。每一个群体都用它自己的范式去为这一范式辩护。

第十二章 革命的解决

            我们刚才讨论的教科书只有在一次科学革命之后才会产生。它们是一种新的常规科学传统的基础。在研究教科书的结构问题时，我们显然漏掉了一步。新的候选范式是通过什么过程取代了旧范式？任何对自然的新诠释，无论是发现还是理论，都首先出现在一个或几个人心中。是他们最先学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科学和这个世界，他们作这种转换的能力得益于大多数其他专业成员所不具备的两种情况。他们的注意力总是集中于那些引发危机的问题；此外，他们通常都很年轻，或者刚刚踏入这个危机四伏的领域不久，因此对千旧范式所决定的世界观和规则不像大多数同时代人那样笃信。他们如何能够改变，或者必须作出什么才能改变整个行业或相关的专业群体看待科学和世界的方式呢？是什么东西促使一个群体放弃一种常规科学传统而拥护另一种传统呢？

……在某种我无法进一步阐释的意义上，竞争范式的拥护者是在不同的世界里从事他们的行当。一个世界包含着缓慢下落的受约束的石头，而另一个世界则包含着不断重复运动的摆。在一个世界里，溶液是化合物，而在另一个世界里，溶液则是混合物。一个世界嵌在平直的空间中，而另一个世界则嵌在弯曲的空间中。……因此，一组科学家认为根本不可能证明的定律，有时另一组科学家却认为在直觉上很明显。同样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能够指望充分交流之前，其中一组科学家必须经历我们称之为范式转换的那个改信过程。正因为它是不可公度的东西之间的一种转变，所以竞争范式之间的转变不可能在逻辑和中性经验的推动下逐步完成。和格式塔转换一样，它必须要么一起发生（虽然不一定瞬间完成），要么根本不发生。

那么，如何使科学家作出这种转变呢？部分答案是，他们常常做不出。……科学家本人常常会指出改信的困难。达尔文在《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结尾处有一段极富洞察力的话：“虽然我完全相信本书给出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在悠久的岁月中，富有经验的博物学家头脑中装满了大量事实，其观点与我的观点截然相反，我并不指望能说服他们；但是我满怀信心地看着将来一看着年轻的、后起的博物学家，他们将会不带偏见地去看这个问题的两方面。” 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则在其《科学自传》中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悲伤地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信服，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的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诸如此类的事实广为人知，无须进一步强调。但它们的确需要重新评价。过去，它们常被归因于科学家也是人，所以即使面对明确的证据，也不会总是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我想指出的是，在这些事情上，证据或错误都不是关键所在。改换所效忠的范式是一种不能强迫的改信经历。终生抵抗，特别是在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一直信奉旧常规科学传统的那些科学家的终生抵抗，并不是对科学标准的违背，而是科学研究自身本性的一种标志。这种抵抗源于确信旧范式终将解决它的所有问题，确信最终可将自然纳入范式提供的那个框架。在革命时期，这种信心不可避免会显得顽固，有时甚至很愚蠢。但事情并不只是如此。正是这种信心才使常规科学或解谜题的科学成为可能。只有通过常规科学，专业的科学家共同体才能成功地开发利用旧范式潜在的范围和精度，然后成功地分离出旧范式的困难，使新范式有可能通过研究它们而出现。

然而，说这种抵抗是不可避免的和正当的，范式改变无法通过证明来辩护，并不意味着任何论证都不相干，或者不能说服科学家改变想法。科学共同体曾一再改信新的范式，尽管实现这种转变有时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此外，这些改信的发生与科学家也是人这个事实并不冲突，而恰恰因为科学家也是人。虽然有些科学家（特别是那些年长的、更有经验的科学家）可能一直抵抗下去，但大多数科学家都能以某种方式被影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人改信，直到最后一批抵抗者悉皆故去，整个专业将再次在同一个范式下工作，只不过是一个不同的范式。因此，我们必须问改信是如何引发的以及如何受到抵抗的。

……起初，新的候选范式可能只有极少数支持者，有时这些支持者的动机也很可疑。但他们如果真有能力，就会去改进它，探究其可能性，表明属于由它指导的共同体会是什么样子。这样发展下去，如果这个范式注定会获胜，支持它的论证的数量和说服力就会增加。于是会有更多科学家改信，对新范式的探索也将继续下去。渐渐地，基于这个范式的实验、仪器、论文、著作的数量都会倍增。更多的人会相信新观点的有效性，他们会用新的方式来研究常规科学，直到最后只留下少数几位年长者拒不退让。但即使是他们，我们也不能说是错的。虽然历史学家总能找到几个人（例如普里斯特利）几乎不讲道理地顽抗到底，但他找不到一个点，在那一点上这种抵抗成为不合逻辑或不科学的。他最多只能说，在整个专业都改信之后仍然继续抵抗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

（李宗荣节选，2026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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